语言文字的局限-宝华寺.docVIP

禅宗“不立文字”的语言观考探 徐时仪 【内容摘要】禅宗“不立文字”的传教方法在中国哲学史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佛教中这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禅宗所说的“不立文字”不是不要文字，而是要就文字而达到文字所不能达的音外之意。本文通过对禅宗“不立文字”的由来及内容从哲学思维的角度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衬出了禅宗（或佛教）不执著于文字的实质。 【关键词】音 意 禅宗 白马驮经，佛法东传。佛教自东汉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而达到其全盛时期。唐代儒释道并重，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佛教融合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和佛学唯心主义体系，各大宗派相继创立。在传教方式上，禅宗一派力主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在对语言功用的论述上有其独特之处，本文拟就此略作论述。 言不尽意，至言去言——禅宗“不立文字”的先声 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最惊人最杰出的创造，几乎是人类须臾不可或离的。没有语言文字，人们将难以交际，文化将无法得到有效的传播；没有语言文字，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也不可能绵延不绝。然而由言到意，言毕竟不完全等同于意。语言只向我们指出客观对象，指出它本身以外的东西，而不能告诉我们客观对象是什么，因为对象的内容在语言之外。语义三角显示了词通过所指内容指称所指对象。现实世界是被语言所规定的世界，也是被逻辑规定的世界，但语言和逻辑无法规定先于语言和逻辑的混沌之初的世界，言与意之间毕竟隔着一层东西。 言与意的关系，从符号学立场看，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代码与信息的关系。我国先秦时期已对言意关系有所探讨。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认为“道”之名实际上未能尽达先天地而生之物的意。孔子则主张确认语言名称同所指代事物之间的对等关系，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但是孔子的正名说旨在政治伦理方面，在于明确君臣、父子、尊卑等级的划分，以及帝王公卿的名号、爵号、谥号的研究，强调侧重的还是“意”。墨子认为言为心声，心可察意。 “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口，言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认为语言要通过人体的有关器官才能实现思想的表达，而嘴巴之所以能用言辞来表达思想，耳朵之所以能用听觉来了解对方的思想，都要通过思维器官(古人认为心是思维器官)的“察”、“辩”的思维活动才能起作用。孟子则发现语言在运用上尚有不足之处，需要用态势语之类作补充，指出“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庄子有“言筌”之喻，认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也。”认为言可传意，意可以论物，但尚有言难尽意，不可言传意致之物。他在《齐物论》中说：“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又说：“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认为言是有限的，言不足以尽意。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中指出：“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词可得喻其真。”指出言词对“道”和“器”的表现有不同的效能，神妙的“道”难以摹写，即使用精微的语词也不能穷尽其妙处；具体的“器”就易于描绘，用大略的言词就可显示其真貌。即“神道难摹”，就会“言不尽意”，而“形器易写”，必是“言以足志。”无论是老庄的言不达意还是墨子的心可察意，无论是孔子旨在政治伦理方面的正名说还是刘勰旨在文学描写的道器说，强调的都是“意”，言之本身实际上都只是些符号，仅仅起桥梁的功能，这些对言与意的看法成为禅宗“不立文字”的先声。 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他在幽静的落日山色中悠然自得地悟出了人生的真谛，领略到包孕在大自然山光水色中的真意，但想要辩说清楚，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一些领悟了佛教教义真谛的禅师当他们以澄彻的开悟之心面对大千世界时，也同样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因已及人地普度众生。现代有关儿童认知发生的研究认为客观世界的发生和主观认识的发生之间具有深层对应关系。语言是从混沌思维过渡到理性思维的中介和动力。语言的命名使客观事物之间的差别得到明确体现，使抽象意识中的主客体关系得以建立。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事物由于有了称谓才能在理性秩序中找到位置，没有称谓加以区别和归类，无差别的万事万物似乎只能存在于一团混沌之中。老子说：“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一方面宣称语言创世观，认为宇宙天地始于没有名称的无差别混沌状态，语言的产生赋予世界万物以有名。另一方面基于对语言的局限性的理性洞察又明确宣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无法用言语说出来的，说出来的道已不是那个恒常之道了。因而超出语言的局限，也即超出有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