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复兴中高扬爱国主义及公民教育.doc

俄罗斯:在复兴中高扬爱国主义及公民教育一、社会转型初期， 学校退出青少年道德教育舞台 （一）社会转型初期，俄罗斯社会出现“意识形态真空”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最初10年，国家政治经济全面倒退。由于其社会转型走的是一条以政治为中心，政治改革优先，靠民主制去推动社会经济基础建设的发展路线，苏联解体后，苏共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不复存在，西方“精神价值”长驱直入，自由主义、大西洋主义等社会思潮接踵而至，俄罗斯遭受了不断的“意识形态轰炸”。随着自由化改革的失败，自由主义思潮退却，旧意识形态被摧毁，新的主体意识形态尚未形成，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化和自由化在打破几十年社会政治的沉闷局面的同时，也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混乱。现代传媒通讯发达，而俄罗斯法律禁止对媒体进行检查和监督，于是，在刊物、电视、收音机、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普及度提高的条件下，儿童和青少年经常会接触暴力、犯罪、吸毒等内容，义务教育时间的一度缩短又导致部分青少年被排除在完全中等教育之外。结果是，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与道德素养水平遭遇重创，未成年人犯罪比例升高，学龄人口的斗殴、吸毒、卖淫现象越来越严重，无人照管儿童和青年人需要的道德干预程度甚至高于战争结束初期。 （二）学校一度退出青少年道德教育舞台 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其改革同样以建立符合国家民主建构的新机制、新体系为取向。“叶利钦时代”的教育改革基本上也是在政治改革优先的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展开的。去意识形态化、去集权化、多样化、个性化、人道化、人文化是“叶利钦时代”教育发展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也体现在1992年颁布的首部《俄罗斯联邦教育法》中。其中，去意识形态化是当时俄罗斯教育改革的最显著变化。从1985开始，俄罗斯教育的去意识形态趋势就有所表现，《俄罗斯联邦教育法》更明确规定：“在国家和地方教育机构及教育管理机关中，不得建立政党、社会政治和宗教团体的组织机构，不允许它们在教育机关中进行活动。”该法实际上否定了少先队组织、共青团组织的存在。学校开始被视为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道德教育也不再被视为学校教育的目的，学校客观上变成了道德教育的“真空地带”，几乎退出了道德教育的舞台。 苏联时期，青少年道德教育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目的是培养共产主义建设者。社会转型伊始，所有教育机构的政治性组织（党、团、少先队、十月儿童等）均被解散。同时，苏联时期服务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基层机构——少年宫、文化中心、剧院、体育场等也由于缺少科学的方法保障和必要的资金，对儿童的道德教育功能被弱化。 二、20世纪初期， 俄罗斯重扬爱国主义教育 （一）道德退化威胁俄罗斯社会生存能力 俄罗斯社会转型后，急剧的西方化不但没有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希望中的幸福，却带来政治、经济及信仰危机。经济下滑、社会分化和精神价值的贬值动摇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自豪感，导致俄罗斯社会道德退化，对社会意识造成了不良影响，继而使很多俄罗斯人丧失了理想和希望，失去安全感和对国家未来的希望以及历史责任感。在最艰难的时刻，俄罗斯国家的独立性甚至都受到威胁。苏联解体后最初10年，俄罗斯数学科学和物理科学领域有30%—50%的高水平专业人员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根据一项对中学高年级学生的访谈结果判断，大部分学生都不掩饰自己希望离开俄罗斯去其他国家生活的愿望。[1] 这些现象主要是俄罗斯民族自豪感被削弱，崇拜西方特别是西方生活方式导致的结果。失去精神方向和价值观，丧失生活的意义，同时也直接危害着俄罗斯人的健康。据调查显示, 俄罗斯人口每年减少100万，每10万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每年就有800多人由于心梗和中风而死亡，调查显示, 生活无望、精神不适是最主要的诱因。[2] 缺少共同的国家意识，缺少对祖国的热爱和尊重，社会道德退化，甚至威胁着俄罗斯社会的生存能力。经受了巨变的俄罗斯社会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的复兴需要由“俄罗斯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国家未来的命运———主权、完整、幸福完全取决于每一个公民今天的爱国主义情感。于是，制订国家道德教育政策成为形成国家共同价值和民族意识, 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必然选择。 （二）以国家政策为基础推进爱国主义教育 叶利钦总统于1999年12月31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由普京接替入主克里姆林宫。面对“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亦或三流国家的危险”之形势，普京对过去的政策做了大幅度调整和修正，提出“争当独立的强国，不做附庸的大国”的治国策略。在安邦强国的战略之下，普京强调必须把教育视为保障民族安全、国家富强、公民幸福的关键要素之一，并竭尽全力使之成为确保经济增长，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的最强推动力。 2001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