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下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之探析.doc

包容性增长下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之探析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第一，强行政与弱社区的错位。现代社区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社区公民的塑造和社区草根性的民主自治，而从当前各地社区建设的实践来看，这两项功能依然是不够的。在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社区治理中，政府的纵向管理力量依然强大，基层委员会很难成为真正的居民自治组织，无法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或带领居民处理社区内部的公共事务，缺乏足够的自治程度。 第二，社区选举制度的不完善。目前，中国城市社区的选举制度多为选聘结合的双轨体制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不适应性越来越突显，民主选举出的社区委员会既要对每个选民负责，又要服从和听命于街道办事处，承担街道下派的任务。当街道办事处赋予的任务与社区居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居委会干部碍于上下级的制约关系，往往不能真正代表社区广大居民的利益，因此出现了原有的政府包办变成社区包办的倾向。这种选举和任命制度直接导致了社区工作中决策、管理的民主性缺失，法制化和规范化的不力又使得对社区治理中程序和结果的监督薄弱。 第三，公民参与不足的问题。公民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公共活动，影响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权力运作，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行为和过程。在公民参与方面，总体情况是参与率较低，而且参与不平衡，居民的社区意识不强，在居民中并未形成对社区的依赖感和认同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影响了社区的健康发展。 第四，社区治理制度缺乏的问题。社区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主要是通过各项法律法规调整社区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社区成员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社区内的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运行。 第五，公民自治组织发展不充分。作为社会分化的产物，作为弥补政府和市场缺陷的第三板块，公民自治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与社区善治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它是社区民主化的活力因子，是居民自治的载体。目前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是非常弱的，而且数量严重不足。大量存在的是官办的“政府组织”和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而真正的民间组织发展缓慢，更谈不上发挥它的实然作用。究其原因，法律制度安排缺位，制度体制和法制不健全给民间组织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制度漏洞，支持性的后备力量不足，民间组织本身缺乏自治，资源动员能力有限等。社区自治、社区治理本身就要求社区内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民间组织、第三部门也是实现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所以，应积极培育、发展第三部门，使它的作用实现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变。 二、中国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路径选择 第一，积极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居民参与意识的强弱取决于社区意识，这种社区意识包括居民的自治观念和社区归属感。共同的社区意识是社区强大的凝聚力，社区居民出于对本社区的强烈关注而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要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养成的，它必须在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加以贯彻，逐渐获得训练，积久成习，公共精神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思维、态度和行为方式。这些过程包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以实际行动投身公共活动，以合作方式解决社区公共事务集体行动中的困境等。 第二，尽快健全社区居民参与的制度。现代社区生活中包含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制化、规范化是社区治理体制正常运行的基础。要搞好社区治理，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明确有关各方的权、责、利，保证社区工作的规范性、权威性，保持社区治理工作的协调发展。国家、地方政府等社区组织管理系统通过建立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依法对社会自治系统和生活服务系统实行宏观指导和监督，同时社区组织和居民也可以依法向上级政府提出建议和要求。在法治化的前提下，社会自治系统和生活服务系统应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社区居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使社区居民的应尽义务得到切实履行。所以，法治化应成为新型社区治理体制中政府行政组织对社区治理活动进行指导监督的重要手段，是社区治理有序化的根本保证。 第三，大力搭建社区居民参与的平台。完善社区自主治理结构，发挥居民自治机制的组织、协调功能，这是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最为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环。治理理论认为，公共事务的困境可以通过自主治理的结构来解决，尤其在政府权力难以渗透到的基层，更蕴藏着大量的自主治理资源。从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出发，要大力培育和发展非营利的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是社区的延伸，是居民社会化、公民化以及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平台，通过彼此交往可以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社区认同感，学会与他人合作、协作的技术与艺术，实现诉求表达、政治参与、完善人格和满足需要，能使社区成员相处得更加和谐融洽。从操作层面上要创造条件让居民从自己关心的细小事务上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