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事之学-中国古代士子实学探究.docVIP

治事之学:中国古代士子实学探究摘要：古代治事之学一直伴随经学不断发展，其存在的合理性源于人才差异、人才需求、教育类型多样化以及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治事之学于六艺造士、百家之学、经学载体、分斋治学模式的变迁中凸显其核心理念：明体达用、百职人才、治事实学、习行教法、各专一事。同时引发专才与通才、农圃与小人、崇道与尚艺、治事与文明的相关思考。 关键词：治事之学；中国古代；士子；实学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省香河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在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职业教育思想；赵友（1957-），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传统文化；宋绍富（1958-），河北乐亭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间传统学徒制度与职业人才培养研究”（批准号：HB11JY034），主持人：路宝利；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批准号：201103327），主持人：赵友；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河北民间著名工艺技术传承与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课题编号：JRS-2011-3049），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0-0092-05 经学与治事之学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教育文明。因经学主宰教育历史久远，与农工商贾实才直接相关的治事之学少有关注。在古代经学教育体系之中，一直流传着士子治事之学，其对于民间技术教育与专才学校具有持久的示范作用。厘清其形态变迁、核心理念、关键特征对于职业教育史研究或现代职业教育实践均有启发。 一、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 （一）“材各异”个体差异性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治事之才的客观存在。非是所有人均是治国之才，多数人乃治事之才。孔子曾言：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三类；其后董仲舒又有“性三品”之说；《墨子·耕柱》记载：“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另以木、铁自然属性不同，说明教人必须因材施教的道理:“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能,而木之性不能铄也。以为器,木以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淮南子》；傅玄则提出：“为师者”需“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即好的工匠在造屋子时，不浪费一寸的木头，使大小木材各尽其用。又以“土与铁”性能不同说明要物尽其用，即“土不可以作铁，而可以作瓦”。傅玄认为：“龙舟整揖，王良不能执也；骥骤齐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又《长短经·知人》记载，人有“九流”之殊，“四德”之异，需认真观察识别才使“执伪者无地而逃”。颜元培养“百职”专门人才，一方面源于”业各殊”的社会分工理论，另为“材各异”的人才差异论断。[1] （二）农、工、商、虞各致其用 治事之学存在合理性源于社会人才需求多样化。可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历史，社会分工基于效率原则。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官吏、农夫、匠器、商旅等各式人才。《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并驾齐驱，各致其用，但并非每个人均可成为既能治国且能治事之才。由此，孟子提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阶层划分。孟子主要观点：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劳心，小人劳力。且孟子举例以证“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尽管存在等级思想，但分工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在“士”群体之中并非皆“治国平天下”之材。《吕氏春秋》作为集百家思想于一体的著作，其中涵盖着天文、农业、手工等诸多知识与技术等。“士与百工地位相分”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极大激发了各种人才脱颖而出，诸如著名工匠鲁班、李冰等皆载入史册。各诸侯国吸纳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中既有治国安邦之才亦有科技人才。以后诸代，傅玄、司马迁、颜元等皆提出多样化人才观。 （三）教育类型多样化与活力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教育类型多样化的需要。人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主要特征表现为教育寓于原始人群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原始社会劳动教育是普通教育史与职业教育史的共同起点。原始社会末期，古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诸如巫、卜、史、贞人等原始知识分子皆是体脑分工的标志。自此，教育开始分化为培养“劳心者”与“劳力者”两种类型。巫等作为最早脱离物质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掌管宗教、巫术、医药、天文历法和文字记录的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