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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形成摘要：胡适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集大成者，在政治、哲学、文学、教育学、史学等领域都有一定的造诣。胡适曾称他的思想来源于其师杜威，而这篇文章则认为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始终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烙印，这种烙印决定了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上的中国化特色。论文从中国传统哲学对其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实用主义对胡适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中西方哲学“和而不同”在胡适身上的具体体现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从而得出结论：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而不同”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形成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247-03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一种注重实用与实效、崇尚实行与经验的价值哲学，它主张凡能产生实际效果的思想都是真实的——除非它和经验相抵触。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以主张实证、实用、乐利为特征的，它体现了一种轻虚文、尚实用、重进步的现代美国精神和价值观。作为价值论和目的论，实用主义的实用理性精神无论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实学”意向有许多契合之处，并通过胡适本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一、中国传统哲学对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一）胡适尊崇“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 胡适治中国哲学史，采用了“经学”（实学）与“哲学”（玄学）二分的方法，他认为“经学与哲学，合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从而扬经学抑哲学，崇实学反玄学，鲜明地表露了他以实用主义方法诠释中国哲学史的意向及其深含内藏的儒学情结。 顾炎武和颜李学派都是近代“经世致用”学的先驱者，“颜元、李塨的学派提倡正德，利用，厚生，也是倾向乐利主义的”。胡适对颜李学派给予了极高评价，并冕予他们中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代表的桂冠。他认为自宋至明的哲学发展史中，其间除出了陈亮、叶适几个人之外，实际上只是一部与禅宗争玄竞妙的历史，直至清代，“颜元大胆地指出他们说的太精了，太空了；他要从粗浅的艺学制度下手，从可以实证的实迹下手”。“颜元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他自己已经过离乱的惨痛，从经验里体会出宋明儒者的无用”，“清初的实用主义趋势，用颜李学派作代表”。而胡适最推崇的一代大师戴震恰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戴氏注重生养之道，主张无私而无欲，与颜李学派似有渊源的关系。”但是，戴震毕竟也是个爱谈天地本体、自然之气的“玄学家”，胡适不得不把他从众多的理学家们中间“二分”出来，赞扬戴震的哲学与他们不同，“从历史上看，（戴震的哲学）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观”。 胡适还坚持“学以致用”的治学思想，而且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把实用与否作为检验一种理论的最终标准,“注重实际的效果”,注重思想的应用,其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应用的思想,是一种能应“吾国之急需”的起死神丹。 （二）胡适坚持“怀疑论”哲学思想 “大胆的假设”也即“大胆的怀疑”，由于胡适把这种存疑的方法系统化了，因此又叫“怀疑论”。胡适曾说他受到赫胥黎“怀疑论”的影响，这是事实，然而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还是中国儒家的“怀疑论”。“怀疑论”在中国儒家中具有悠久的传统，胡适认为它源于孔子，成于汉代王充和宋代的朱熹、欧阳修、马端临，至清代“怀疑论”已成显学。早在胡适接受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学说之前，中国式的“怀疑论”已经在他头脑中牢牢确立了。 作为当代中国疑古学派开山祖师的胡适，对汉、宋儒者的怀疑精神早已心仪有之。他称颂王充是“第一个反抗汉朝国教”的“大运动”的“最伟大的代表”；他赞扬朱熹“真正受了孔子的苏格拉底传统的影响”。他认为这种“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传统”，就是中国儒家“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尤其是近八百年来“新儒学”的传统，他本人研究中国典籍的“新精神和新方法”也正是在这个传统前提下“渐渐发展起来”的。 （三）胡适对“程朱理学”的新解 在胡适看来，程朱理学中的“玄学”部分，恰是佛道影响的痕迹，而理学中的实用理性和科学方法才是真正孔孟的精神。他将理学二分的目的，就是要将玄学的“杂绊”从儒学的“真精神”中剔除出去，这项工作戴震不仅早就做了，而且在批判旧理学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新理学”。“新理学”的特征就是从“实证的实迹上下手”。由此可见，胡适完全淡化了戴震“气一元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趋向，而把其“反玄学”的启蒙精神单独二分出来给以极高度的评价，认为惟此才能昭显儒家的科学精神。另外，就是褒扬清朝的考据学。 那么，载震的“新哲学”与前此的“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胡适同样采取了“二分法”的回答，认为主要区别有两点：后者谈虚理，而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