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顾长卫电影中女性生存寓言.docVIP

浅谈顾长卫电影中女性生存寓言［摘要］从《孔雀》《立春》到《最爱》，顾长卫用三部影片刻画了大时代下小城镇中的三位女性命运，并以个性化的叙述者以及众人围观场景塑造了不断挣脱束缚，渴望困境出逃的女性生存寓言，为中国电影提供了蓝、黄、红三种极具色彩感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孔雀》 《立春》 《最爱》 困境出逃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091－02 从纯净灰沉的《孔雀》到伤感压抑的《立春》，再到极致浓烈的《最爱》，顾长卫在7年时间里奉献了三部作品。影片都以大时代中的村镇小人物为中心，其中刻画了三位女性形象：“姐姐”高卫红，音乐教师王彩玲，身患热病的商琴琴，极像蓝、黄、红三幅油画，为中国电影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被讲”的故事 “叙述者作为作者与读者的中介，其叙述语调、倾向性与可信赖程度，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1]三部影片都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设置了个性化的叙述者，三个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也就成为讲述者口中的一段故事。《孔雀》中的讲述者是“弟弟”，开篇即是多年后弟弟回忆性的口吻：“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70年代的夏天，我们一家五口，一起在走廊里吃晚饭的情景。”影片讲述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小城镇鹤阳市一家五口的故事，导演顾长卫说：“《孔雀》是一部拍摄给中国人看的电影，更具体一点说这部电影是自己对那个时代的回顾。”影片塑造了三兄妹的三种性格、三种人生，是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年轻人心灵世界的展示，而其中姐姐的形象及命运更是代表了企图冲破社会规则的抗争者和怀揣理想的追逐者，而这一形象的刻画是以弟弟的眼光为视点展开的。弟弟始终对姐姐的命运没有太多的言语和情感表达，只是默默地记录，冷静地描述。 影片《立春》中是主人公王彩玲以自白似的口吻讲述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怀揣音乐梦想的她，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小城镇被视为异类，而蛰伏在内心最深处的理想促使她不断追逐，去北京成为她自我救赎的通道。她始终活在自己封闭的空间，自我欣赏与陶醉，用音乐的节奏和去北京的梦想来麻痹自我，但同时也正是内心最执著的追求，促使王彩玲在这个沉闷的小城镇与众不同。王彩玲在影片中不断地表白自己的内心，对于自己，她明白自己“一贫如洗，又不好看”，除了好嗓子，就是一个废人；对于自己生存的环境，她清醒地知道在这样的小城镇，懂得美术和音乐，“就跟六指儿一样是个累赘”；对于爱情，她认真地说：“宁吃鲜桃一口也不要烂杏一筐”；对于生活，她明白自己不甘平庸，但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神，还是要生活，“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 《最爱》中的讲述者是个12岁的男孩，已经因热病死去的赵小鑫，以隔世的眼光来看叔叔婶婶的爱情，既是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又拥有远离现实的客观视角。顾长卫自己说：“我们从小孩的视角来叙事，就不要就事论事，在生活中寻求出其不意的角度。”与《孔雀》《立春》一样，《最爱》的开场也是讲述人的自白，但是与前两部影片不同，讲述者用了四个“假如”：“假如我们村叫娘娘庙，在很大很大的山里”，“假如这就是我，姓名赵小鑫，现在12岁”，“假如我这样看着我自己，也看着我爷爷”，“假如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就从这开始”，将整个故事建立在虚构之上，同时拉开了故事讲述的距离。 二、“被看”的命运 三部影片都利用众人围观的场景，形成三个女性“被看”的命运。《孔雀》中“姐姐”骑着自行车，带着自制的降落伞在小镇的街道上飞奔，蓝色的降落伞如梦想般绽放，周围的人形成了“看”的景观。在众人的注视下，姐姐被母亲拽倒在地，同时也将姐姐的理想拽倒在地。同样的“被看”发生在姐姐刷瓶子的工厂，姐姐被“干爸”的家人拳脚相加，周围的女工再一次形成了“看”的景观。影片并没有直接展示姐姐被打的细节，而是借女工的迅速闪开，冷漠地观看殴打，漠然地回归、继续工作，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在场”。 《立春》中的王彩玲本就是生活城镇里的不合群，与“姐姐”不同，她渴望有人“看”，希望有观众看她的表演，但是却知音难觅，甚至在演出时，众人看到她的表演便迅速散去。王彩玲和她的音乐梦想是这个小城镇的“六指儿”，而影片中惟一一次有观众的表演，竟是彩玲在自认最美好的一天被假想爱人当众羞辱并推倒在地，而观看这一场景的是她所在学校的众多学生。从《孔雀》到《立春》，顾长卫延续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理想与现实的纠葛主题，王彩玲更像是走出沉闷家庭，走出小镇的“姐姐”，而在王彩玲身上释放出姐姐被压抑的激情和自我。 《最爱》中的商琴琴也是在“被看”的过程中不断抗争的。她的第一次出场就在得意和热病村民的注视下被丈夫送来学校的，而她因染热病被丈夫打的事也全村都知道，这个可怜女人的命运就在大家的观看下；而琴琴和得意偷情被锁在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