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之平等理念及等差实践.docVIP

论孟子之平等理念及等差实践和自由、公平、正义等一样，平等也是一个美好的充满理想化的核心价值词汇，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歌颂和追求。但不同的学科，如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对之都有不同的定义，甚至中西、古今对于平等一词的内涵都有不同的界定。其中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平等的理论主要有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平等理论，“民主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美国法哲学家、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资源平等”(equality of resources)理论，美国哲学家理查德·阿内逊(Richard Arneson)的“福利机遇的平等”(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理论和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平等”(equality of capabilities)理论等等。①不论西方学界对平等的界定有多大程度上的分歧，但他们在其中一点上是基本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摒弃了对“绝对平等”的追求，认识到了平等的相对性。 然而在对中国古代的平等思想的论述中，西方有学者却认为中国古代只关注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平等，而对于价值平等避而不谈，“一切人都是自然平等的（natural equality）。但此处之自然平等是描述性术语，指人类生而具有的共同的属性或特性，有别于评价意义上的。”②对此观点，笔者认为，如果将中国古代先贤所论述的“平等”仅仅理解为每个人生来都是两只眼睛一张嘴等自然特性或属性的描述，那么这种所谓的“平等”就沦为“相同”了，也就如同将平等理解为“人都是会死的”一样没有意义了，也不值得我们千百年来去追求“平等”的实现了。恰恰相反，对于中国古代先贤，尤其是儒家来讲，在谈平等时，多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谈的。儒家所谓的平等是指每个人，不论帝王将相还是小民百姓，都因为他是人而拥有与生俱来的善这一人性上的类本质，而正是这一人之为人所先天共有且同有的属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拥有了道德意义上的平等权利。在这里，平等主要体现在这种善是无差别的先天的被每个人所拥有的，是相同的，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之分。也正是这种先天的平等为人们后天追求平等的权利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血缘纽带基础上的宗族等级社会， 在儒家典籍中，体现等级思想的论述也是不胜枚举的，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传·系辞上》）；“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左传》中记载孔子提出堕三都（《左传·定公十二年》），反对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反对名器僭越（《左传·成公二年》）等都体现了孔子对等级制度的论述。至于“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等体现等级思想的论述在《论语》中更是俯拾即是。而维系这一社会有条不紊的和谐运作的正是“礼”。“礼”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以区别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等关系，“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 《礼记·曲礼上》。“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世者也。” 《左传·隐公十一年》。通过以“礼”来排列等级，制定出不同等级所应遵循的礼数，由此来维持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秩序。同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提出，正义（Justice）可分为普遍正义和个别正义，其中个别正义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就是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相同的人给予相同的对待。即用平等对待平等（完全平等），用不平等对待不平等（比例平等）；一种是校正正义（Compensatory Justice），或译作“矫正正义”、“修正正义”，不管谁是伤害者，也不管谁是受害者，伤害者补偿受害者，受害者从伤害者处得到补偿，即各得其应所得，各失其应所失。（详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与《政治学》两书。）“礼”主要解决的是“分配正义”问题，将不同的人划分作不同的等级，并严格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所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同时在分配时对相同等级的人以相同的对待，对不同等级的人以不同的对待。除此之外，正如彭永捷先生所指出的，儒家也同样重视解决“校正正义”问题。 详见彭永捷《原中——正义理论的一条进路》一文，2011年。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儒家所提出的用以解决君民关系的“仁政”理论中，具体举措诸如批评“苛政”，反对“暴政”，主张“惠民”等等，这种以“民本”理念来调和君民关系，劝说统治者采取有利于人民的政策的立场，也极大得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面。 正是因为儒家人性论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