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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 --杨同海教授访谈录 特邀主持人：王永晖，刘文新 特邀记者： 王赫楠 王永晖（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今天我们很高兴采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杨同海教授，杨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数论专家，他不但在数学上做出了出色的成就，而且他的人生之路非常独特，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启迪。 1.成长与求学 王永晖：杨老师，您好！我们今天参加访谈的成员分属三个年龄层次，我是70年代生人，现在是老师，刘文新在读博士，王赫楠马上要考研，想考数学教育专业。 杨同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中国国家杰出青年基金（B类）获得者）：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做一个交流。我对教育也很感兴趣，一方面我是师范出身；另一方面，我的孩子在美国上学，一个上高一，另一个上小学。我比较了国内外的教育后发现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的教育比较死板，美国的教育则比较放羊。 刘文新（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博士生）：国内的考试太多。 杨同海：一切都围绕着考试转，弄得小孩子没有任何的自由。高考更是一锤子买卖，给人精神压力太大。 王永晖：您的考试能力怎样？ 杨同海：挺好的，都能及格吧。 王永晖：我看您的简历，当初您上的是一所专科学校，为什么没考上一所很好的大学呢？抱歉，我的问题有点尖锐。 杨同海：没关系。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77年恢复高考，而且还开始有了数学竞赛。那时我在读高一，就参加了县里的数学竞赛，并且幸运地得到了第一名。到了78年高考时，县里说数学竞赛的前四名可以参加高考。 王永晖：也就是说，您高一时就参加高考了。 杨同海：是的。我的数学成绩比较突出，但其它科目并未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因此，高考的总成绩就拉下来了。当时的人们一般都比较服从安排，再说能从农村出来也很不容易，于是，在接到徽州师专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就去了。 王永晖：您专科毕业时还很小吧？专科毕业后就去教书了吗？ 杨同海：是的，我专科毕业时还不到17岁，专科毕业后我在农村教了4年的书。 王永晖：您觉得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 杨同海：嗯，不能说是浪费，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我当学生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年龄的同学，有的年龄甚至比我大一倍还多，他们的背景和经历也是各色各样的。这使得我能够更加了解社会，看事情比较达观。表现在做学问上，就是尽力而为，做出来感觉是福气，做不出来也不特别固执。 王永晖：我觉得您在做学问上没有什么框框，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的影响？您上学时正好是中国教育传统势力不很强大的时候，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去自由地探索。现在的教育体制把学生压着高考、考研，到头来反而不会做学问了。 杨同海：确实如此。冯克勤老师说过，做学问要一边学、一边做，同时也要一边做、一边学。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学完了再做，那时候热情和精力都没有了。我在做博士的时候，不懂高维的theta函数，打算去学。我的导师就说，你先把低维的搞清楚， 一边做，一边学，一步步地前进。 刘文新：我觉得杨老师说得很有道理。 杨同海：在做的过程中你发现不懂的东西，再去学会更有动力。 王永晖：您是从安徽师大硕士毕业后去的中国科大吧？您在硕士阶段学的是什么专业？ 杨同海：我在安徽师大学的是环论。从安徽师大毕业后，我到中国科大当老师，才开始跟着冯克勤、陆洪文两位老师学习数论。那时，我是又教书又当学生。 王永晖：您到了美国后是在哪所大学？ 杨同海：马里兰大学。刚去的时候，我是跟着Washington教授学，他写的《分圆域》一书很有名。我在听Rohrlich教授的课时，解决了他在课堂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文章发在Duke杂志上了。 后来，我又去听Kudla教授开的Shimura曲线的课，跟他讨论问题。他有些想法，就开始指点我做，我们每周至少讨论一次。这样和Kudla教授一起做了半年，就做出来了博士论文。 王永晖：这篇文章发在哪里了？ 杨同海：一部分发在Crelle杂志上，另一部分发在Compositio杂志上，还有一部分和 Rodriguez Villegas合作，发表在Duke杂志 上。在做博士论文答辩时，励建书教授提了一些建议，根据他的建议和指导，我又做了一篇文章发在Trans. AMS上。 王永晖：您提到的这些教授都是数论方面的名家，您能写出这么多的好文章，是不是跟在美国有许多这方面的专家可以交流、讨论有关呢？ 杨同海：是的。和别人交流、讨论，对于做研究有许多帮助，国内这方面的专家较少，讨论就会比较少。 王永晖：后来您和Kudla，Rapoport 杨同海：一共合作了两篇文章、一本书。也没有特别的合作模式，实际上是我和Rapoport在帮Kudla做。Kudla有个很大的计划，他的猜想非常精细，每个都需要算清楚。他要是自己算就很费劲，我们三个人一起做，就会比较快。 王永晖：您当年出国后，有没有像现在的许多留学生一样，想转成金融或计算机之类的专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