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丝·瓦尔达 我只是边缘化成功.docVIP

阿涅丝·瓦尔达 我只是边缘化成功通过阅读“世界电影史”而知道瓦尔达的人，在见到这个基本上属于“传说中的人物” 以及她这些奇思妙想的艺术作品之后，很有可能会陷入迷惑，而这个展览， 全面地展现了她的多重才华和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无疑也是对瓦尔达的一次全新认知。 瓦尔达的一大批作品被运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征求她的意见，“是否要把大堂里上次展览留下的这些大型石膏像搬走？”她想了想，反问，“我能不能保留它们并在雕塑上面放些什么？” 于是，顺着美术馆缓慢上升的展览空间，我们便看见了这样一组作品：或立或卧造型各异的石膏女神雕像，被戴上了瓦尔达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游历时收藏的民间舞狮用的龙头、木偶娃娃的头套，或者是幼童戴的虎头帽，而在白色马头雕像的嘴里，她戏谑地放了一根骨头。她给这些作品命名为《所谓的女像柱》《一个文静贤惠的女人刚从北京嘉年华归来》—这些古典而又肃穆的西方雕塑，就这样被瓦尔达善意地调侃了一番。她用这种即兴、随意又非常有创意的方式，给这个初来乍到看上去有些严肃的展厅来了点轻松的气氛。 这便是她身上那种迷人的法式小幽默，“这样的调侃我觉得非常有趣。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创作方式，我需要去自由地表达，而表达方式没有限制，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严肃。”她身材娇小，在一拥而上的记者和影迷们的包围圈中，经常就只能看到她的头顶。在展览的发布会上，当被影迷殷勤称呼为“新浪潮之母”“新浪潮的老奶奶”提问后，她也会尖锐地作出“可你这是恭维，根本不是问题啊”这般反问。 《阿涅斯·瓦尔达的海滩在中国》展览跨度达50年之久，从1957年一直到现在的2012年，瓦尔达如同带着大家做了一个时间的旅行。她起初的设想只是一个小型的摄影展，在跟无数人沟通和构想之下，这个想法在慢慢变大，最后，变成了一个集结她的电影、摄影、装置、影像作品为一体的非常丰富的展览。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 “过去的时间并不总是真实” 1957年，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一个叫“中法职业协会”的组织召集了10个人的队伍来中国做一次旅行，而瓦尔达正是这支队伍中的摄影师。这是一趟有趣且几经周折的旅行，“从巴黎到北京需要28个小时，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先从巴黎到布拉格，从布拉格到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到乌兰巴托，从乌兰巴托再到北京。” 让瓦尔达印象最深的是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国家，她看到了苏联工业对中国影响的痕迹，看到了还没有无数高楼大厦做背景的故宫，以及几乎所有人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这种流行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在一个政治体制下的时髦让我觉得特别惊奇??” 她与一个翻译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单独出去旅行，带着她的禄来6X6相机和徕卡M3相机，坐火车、坐轮船，北方的工厂，天桥的杂耍，云南的少数民族，北京五一劳动节，木偶，重庆的码头工人，以及到处可见的孩子??这些都是吸引她目光的地方。旅行持续了两个月，几乎所有她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对我的鼻子很感兴趣，有的人甚至会来戳我的鼻子??人们的数量非常惊人，集体的力量也很大，我在重庆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修水坝，也见证了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人们集合在一起，看上去有无穷的勇气。”有时候她也会停下来，因为景色实在很美，“一个大国在发展，而我则一边忙着，一边梦想着如何带回收获的中国影像”。她认为自己看到了中国最真实的一面，这些照片便是她的见证。 有趣的是，1957年的中国之行，被如今84岁的瓦尔达形容为“过去的时间并不总是真实”。现在这个国家已经被不可知的力量改变了，她完全不能认出当年曾来过的地方。“我现在在中国感受到特别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技术上的、经济上的，特别强势。”当然她自己也变了。1957年作为摄影师来到中国时，瓦尔达背着很重的器材和相机，她形容自己“就像一匹旅行的骡子”，但是今天她的感受是自己被大家宠爱着，这也让她很享受。 电影这个职业艰难而精致 诗人阿伦·德加拉曾经给过瓦尔达很高的评价：“她是奄奄一息的法国电影荒野中一株生机旺盛的小树。” 瓦尔达与电影之间的渊源追溯起来显得有些匪夷所思。瓦尔达早年学习和从事摄影，到25岁时，才看过五六部电影。1954年，这个没有读过电影学校、没有系统学习过电影制作的姑娘，自编自导了第一部电影长片《短角情事》，在此之后，诸多的“新浪潮”导演如特吕弗、侯麦、布雷力、戈达尔、夏布罗尔等，都坦言受到了瓦尔达的影响。 在拍摄处女作《短角情事》时，她对电影史毫无概念，而正是这种“没有概念”，才让她得以自由、大胆地拍摄她想要的东西。《短角情事》比“新浪潮”到来的时间还早了几年，她因此被称为“新浪潮的祖母”。但她对新浪潮的感觉只是淡淡的一句”早晨醒来，听到一只小鸟在唱歌，一个小时后，已经有25只鸟了”。就算在2000年她的电影《拾穗者》获得赞誉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