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陆川-理想主义践行者.docVIP

陆天明、陆川:理想主义践行者在文学界、影视圈有两个独特的人，其中一位正直而满含热血，为了心中的文学，超越世俗社会而奋笔疾书。文学对他而言，非游戏，非个人宣泄，而是一种很崇高的社会理想；另一位淡漠固执，有一双善于发掘人性的眼睛，他说，如果给我三天，我愿意用一天来给电影，他愿意把自己最有激情的这段生命献给电影 。这两位是父子，前者是父亲陆天明，后者是儿子陆川。父子之间，在细微处总能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最明显的还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气质和情怀。 陆天明：表现人民和民族的生命诉求 见到陆天明老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湿漉漉的空气萦绕在巨鹿路浪漫的法国梧桐上、幽雅的深深庭院和富有历史感的花园洋房里。经过一些充满市井气的小吃摊，到了襄阳饭店4楼。陆天明老师亲切而满脸笑意地为我开了门。此次他特地从北京飞过来给上海作家研究生班做一个题为“文学的二次回归与士的精神”的讲座。客居北京三十多年，陆老师对于上海仍有着深厚的情怀，他告诉我，早上已经去外面转了一圈，感觉小弄堂的变化不大，但是发现过去的老克勒，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新克勒，路上有好几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穿着老欧洲式样的呢大衣。文化传承就是这样在细枝末节处延伸。在一种升腾起来的怀旧氛围里，我开始了对陆天明老师的访谈。 记者：此时此刻的情景，很适合谈关于老上海新上海的话题。可我还是想放在后面谈，因为为了采访您，我做了一些功课，发现您的名字似乎和“反腐”二字密不可分。您写了不少反腐题材的作品，在此方面认识比较透彻，您认为反腐问题出现的根源是什么？给我们以什么警戒？ 陆天明：我虽然写过一些反腐作品，但还是不能说对现实生活中的腐败问题就认识得有多么的透彻。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康芒斯，在他的《制度经济学》里精辟地指出，市场经济运作的关键就是“交易”。随着市场经济大潮不可阻挡地涌来和“泛滥”，我们必须习惯和适应“交易行为”对我们生命全过程的“侵袭”，并且学会正确地把握这些无孔不入的“交易行为”。在新的世纪，事情已经变得如此简单，或者成为交易的“奴隶”，或者大无畏地驾驭住这头“狂悍的烈马”，让它造福人民大众。回头路走不得，别的出路，暂时好像也看不到。 记者：当初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创作反腐小说？反腐小说是您情绪的一种宣泄吗？怎样的情绪？ 陆天明：一定要说是“渲泄”也未尝不可。那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焦虑，而且是一种异常极致的焦虑。你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长时间地被灌输接受了这样一种概念：现实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神圣的，尤其是现实中的当政者更是崇高和理想的真实代表。一旦从他们中间出现如此多的腐败和不堪（私欲），对我们这些人的“打击”有时甚至是带有“毁灭性”的。因此，心里就特别的堵得慌，就特别的“有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其实在那以前，足有十年时间，我一直是做纯文学的，已经写了上百万字的纯文学小说。掉转头来“杀回马枪”，是一种不得己，也是势所必然，心所必然。 记者：一个访谈中，您提到曾“到南方一个著名国际大都市采访一个举世闻名的开发区，我再三声明要写它的辉煌和成长过程史，即便如此，这个开发区主管宣传的领导还是谢绝了我的采访。”让人联想到上海，是吗？为何想写“它的辉煌和成长过程史”？您对于怎样的题材比较关注？ 陆天明：我想，我们还是不要追问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上海。有些事情是不能说得太明白，也不必说得太明白的。上海在中国近当代的发展史上，作用巨大，地位特殊。我在前边说过，我还算是个“上海人”，我对上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想写上海，特别是写一写新上海和一批新上海人，写它（他）们成长的历史。我想我来做这件事，应该说还是名正言顺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虽然可能力有所不逮，但总想这么干。而且我这个人一向都是对现实题材比较感兴趣，历来主张要做一种“参与文学”，也就是说要让自己的创作参与现实的变革，在表现现实变革、推动现实变革方面起一点它应该起的、能够起的作用。这些年，有件事，我总是想不通：上海，尤其这一千几百万新上海人近三十年的努力和挣扎，为什么就没入了诗，也没入得了文（大文）呢？这件事真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记者：写反腐题材的小说是需要胆量的，需要面对各种藐视、冷漠甚至挖苦、人身攻击，您有多大的胆量，来源于哪里？ 陆天明：其实我这人胆子并不大。更不是什么“反腐斗士”。比如说，我就从来不写真人真事，从来不去直接抨击某地某位官员的某些丑事。从不卷入具体的案件中去。我怕那些人来对号入座，我不想跟他们打官司。同时也觉得这不是文学所担负得了的任务。其实，藐视，冷漠、挖苦和人身攻击，都还好抵挡，让人最难受的是隐性的“排斥”。比如你刚才提到的，他不一定会“攻击”你，“挖苦”你。但是他手里有权呀，他可以不欢迎你上他那儿去下生活，他把你挡在门外。他表面上说要坚持反腐败，对你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