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光-大师王元化传授我自由之思想.docVIP

陆晓光:大师王元化传授我自由之思想能否成为人师，往往和一个人做学问的源动力有关；对于时代，对于社会，你有没有特别的经历和感触，敢不敢做出父键的抉择，能不能又所坚持。 记者：您与王元化先生相处了多长时间，您怎样理解他的学风与人格呢? 陆晓光：我从师先生可以说近25年我认为王元化先生的显著特点在于他是一位有情感的思想家。他提出的“情志概念，是从《文心雕龙》黑格尔美学别林斯基文论中综合出来的。他认为情感渗透着思想思想应该引导情感。先生是从文学出身进入思想领域的，文学上情感本身是一种价值，所以他的思想中就包含着很多切身体验，丰富的情感，有种动人力量，而不是光秃秃的理论或纯逻辑的思辨。 比如先生读到巴金一篇文章中只有女人没有背叛句子时特别激动，常人看来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先生和巴金的判断都是以特殊的切身经历为基础的。文革时期，王先生的母亲、姐姐和夫人张可，都给了他巨大安慰与温暖呵护。而对巴金关于“家”的看法王先生又并不十分赞同。他认为中国的家庭是有重要意义的，他曾经把自己和顾准做过比较，认为自己要是有像顾准那样的遭遇可能抵受不住。王先生很多思想文化观点都是这样包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 王先生本人强调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我觉得他这个特点也可以表述为有德性的思想和思想的德性。比如大家都知道学者要追求真知，但当你所认为的真知甚至你所坚持的信仰有问题的话，你是不是有勇气对自己进行反思。比如他反思激进主义首先认为自己身上有激进主义，自己写文章曾经喜欢把话说得刻骨镂心才称心意，他承认自己在胡风案件以前的文章有过这种偏颇。从自己身上的问题为思考起点敢于直面自己身上偏颇，这就是思想的德性问题了。尽管他的思想历程未必完美+多有曲折，但他始终真诚追求真知。 记者：那王老师的“情志”和“德性”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能够全盘接受吗?您个人实践的成效又如何呢? 陆晓光：“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已是熊十力提出的治学方法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中也引为指导。我体会这两句话是说做学问要有充分的考据和论证二是说没有什么新意就不必写文章。从治学和做人的角度这种既尊重事实又坚持个性独立的方法论，我也是认同的。 在这种思想方法的启发下，我对王老师的些观点也试图有自己的认识。比如王先生推重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认为从先生自身的文字风格来看他的“自由”。恰恰是非常讲究学术法则和严谨论证而显然不是天马行空也不是简单化的“率性”，这与社会 一般理解的自由思想应该是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王先生本人倡导的。有学术的思想，或许可以说是补正了流行所理解的“自由之思想”。 另外先生说他生有三次反思，焦点是左的教条主义极左思潮。但我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他有第四次反思，主要是提倡新人文精神。所谓新人文精神，一方面是区别于以前极左思潮和激进主义而言，另一方面是针对“市场至上”的偏颇。人文精神不能转换为生产力不能以市场规则和价值为尺度。例如用市场经济中奇货可居待价而沽之类眼光解释诸葛亮三出茅庐，在他看来是对大雅精神的消解，是一种市场媚俗。虽然先生本人并没有明确说第四次“反思”，但我对这个思想遗产的认识在方法上是基于老师倡导的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已”。 记者：那么王元化先生的弟子身上有没有什么共性的东西?大师的直接传承者是不是都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陆晓光：先生的弟子也许可分为两类一是先生的博士生，二是被称为私淑弟子的，如研究京剧的翁思再等。 博士生弟子都是以学术为追求。如蒋述卓教授早已是暨南大学党委书记了，但一直坚持学术事业，我曾不止一次看到先生收到述卓邮寄来新著时的欣慰。胡晓明教授与我同在华东师范大学奉教，他主事古典文学教研室，前年当选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傅杰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双肩挑工作。还有一位吴琦幸，现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每年回上海时我们都是以文相会。我间接听到先生对我们博士生弟子的一个评价是，“各人有所不同，都是正派人。”我想这一点至少是最基本的。 其实单从传承角度讲，严师未必出高徒，还有天赋、条件，机遇各方面因素。王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他有情怀有志向，思考问题有社会关怀。此外毕竟是二十多年师生，有些影响应该留在心中，有些影响也许是不知不觉的。 记者：那么您认为王元化成为大师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在王先生的弟子一辈中能出现大师的几率有多大，您个人又怎么想呢? 陆晓光：相对于现在分门别类的教育模式，王元化先生是一个不同尺度。先生对个人的社会作用有过一个光和盐的比喻，光能够照亮别人，盐是把自己融化在社会中，两者都对社会有贡献。从王先生的经历来看，他思考和提出的问题背后都有一种大的社会关怀，都是社会朝前发展要认真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他来说，是有历史延续性的，而且是由自己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