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凶相是对我长相误解.docVIP

陈丹青:凶相是对我长相误解圆脸、凸鼓的大眼，一副圆圆的眼镜下目光灼灼，一个齐整如刷的小平头。据说，剃光头并非标榜愤怒或个性，只是随俗。出国以后，发现国内艺术家的长发情结与各国的难民“异曲同工”，为了不至于同难民相混淆，他把头发剃了。 肃穆的黑色加冷峻的表情，眼一瞥有股凛然之气，让人感觉他长了副凶相。文革时候，因着这副凶相别人只敢对父母都是右派的他远远地扔石头，不敢打他。媒体公开的照片上他大多没有笑容。他说凶相是对他长相的误解，因为他从小就比较害羞，更不知道如何面对镜头，于是选择了一副严肃的表情。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这是2006年10月14日他在上海图书馆讲演时的开场白，上海糯软口音里的诙谐引出了一连串的笑声和掌声。演讲之初，他总是习惯于拿自己开涮一番，幽默的语言如羽毛般撩拨一下听众的笑神经，让空气中弥漫起轻松而活跃的氛围。之后，他便照着稿子有模有样地进入正题。犹如暖暖的春风吹拂到一片片树叶凋零，直至面临冬天的严寒，他从日常生活的调侃一步步把听众引向社会的深刻主题，他善于向问题提问，语言坦率、直接而尖刻。当然在沉重的话题里，他也不忘加点调味剂。 倘若上面一段话，是一个谜语，打一人物。很多人定会脱口而出：“陈丹青。” “继续做个个体艺术家”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父亲陈兆炽是第一位引导他热爱文学艺术，教他文艺理论，给予他文艺立场的老师。1957年陈兆炽成为了一个“右派分子”，赋闲在家的他一天到晚看书，绝大部分是英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陈丹青也一并受到影响。1966年到1969年，也就是陈丹青13岁到16岁的时候，他帮父亲写了很多的申诉书，申诉书对语言清通、扼要、规范的严格要求成为他非常珍贵的写作技能培训。陈丹青从小喜欢画画，他自称“在性质上，这同一个孩子从小喜欢打架或偷东西没有什么两样”。“文革”乱世，陈丹青趁乱学起了油画，画了几幅毛泽东的“红宝像”，就“认定自己已经是个油画家”了。在那段粗暴宣泄的日子里，他和当时许多文艺青年一样，看外国小说，临摹卢本斯、伦勃郎、库尔贝与米勒，听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1970年初中毕业，陈丹青先后在赣南、苏北插队落户八年。那段艰苦的日子里，他从未放弃绘画，到公社去画宣传画，也曾在几百个骨灰盒子上画青松白鹤万年青。屈辱而艰难的日子教会了他忍耐和自尊。 1980年陈丹青以《西藏组画》名声大噪,被称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1982年初，已在国内画坛崭露头角的他，为了去西方开眼界，看看油画经典的原作，自费留学美国，以自由职业画家的身份定居纽约。 2000年春，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回国。回国之初，陈丹青的愿望是：带几个好学生，把外面的眼界告诉他们。但现实与理想总是有所差距。第一批陈丹青招收了五位博士生弟子，但皆因外语考试不过关而未能毕业。陈丹青始终无法认同现行的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最终于2004年年底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递交辞职报告，引发了各界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热烈讨论。 我问陈丹青：“在教育体制问题上，您看到了大量问题，您觉得您的行为给教育带来了什么吗？对于教育体制的远景您如何看待？”陈丹青回答：“我看不出我的言论给教育带来任何什么。我只是逃开，同时叫骂几句。教育体制的远景可能比今天更不堪，我们将活在教育的后果中。过二三十年，整个国家会交给今日中学生和大学生。你想想看。” 2007年，陈丹青的三个学生就要毕业了，他也将彻底离开清华，回到画架前，继续做个个体艺术家。 “我喜欢与主流社会闹别扭” 校内校外、台上台下、报纸电视，陈丹青的曝光率不低。他的高调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人与“作秀”划上等号，他没有否认，反而高亮姿态：我现在坐在这里就是在作秀，“挺好啊。作秀与看秀，人类的天性。” 有人开诚布公批评他圆滑，他承认是比较圆滑。兴趣广泛的他，除了美术，教育、音乐、建筑、影像等领域都有所涉猎，所以文化报、消费报、女性杂志、建筑集团、地产公司等各行业都会找他。他说，“我是个矛盾的人，一面很倔，不肯跟人走，另一面，又常常顺着人家，人缘还好。杜尚有句话：你拒绝一件事和接受一件事，其实是一回事。” 有记者问陈丹青：“你怎么看下午一群人坐在地上听你讲话？围着你转悠？”“很荒谬。”陈丹青说。“你觉得这个讲座对你而言有意义吗？”陈丹青回答：“没有。”“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做呢？”“人总得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让别人高兴。”他直言自己的敷衍情绪，他的圆滑与妥协是为了争取说真话的权利。早在2000年，他就直指“中国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中国当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他也曾抨击过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指出中国城市建设呈现的不是“建筑景观”，而是“行政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