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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恩格斯晚年思想片断中得到启迪 资本的发展正向“正义和仁爱让步” 1892年，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德文第2版时，恩格斯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书中所描写的情况“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因此在该版序言中他说道：“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他意识到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策略，所以需要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作重新认识。 随着新的交通工具的应用，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的方式也获得了巨大和空前的发展。“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在生产领域，对资本家来说，“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早年资本家对工人使用的那种小规模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在商业流通领域，那些低劣的手腕和花招曾被看做本国生意场上的智慧顶峰，但已不适用于彼此紧密联系和制约的广阔市场。“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因为“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的秘密所在。 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在竞争中更具优势，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并采取一系列“改良措施”来改善劳资关系，使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直接冲突的方式逐渐地被和平的方式所取代。恩格斯承认这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但也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都是“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因为工厂主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 剥削具有“暂时的历史正当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对“剥削”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评判剥削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只要剥削现象是生产力更快发展的必要代价，这时的剥削关系就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道义上来认识或谴责剥削，经济学上和道义上有时是矛盾的。恩格斯认为，任何一种剥削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都具有“暂时的历史正当性”。对此，1887年恩格斯在《新时代》杂志第2期上发表反驳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A.门格尔时，有一段极为明确的论述：“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可见，只有了解了剥削的历史必然性，才能科学地说明剥削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进程，才能使无产阶级自觉地为剥削的最终消灭去积极创造条件。 按照宪法办事的国家有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1890年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以后，德国社民党从非法转到合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该党于同年10月召开了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一个新的纲领。 接到纲领草案后，恩格斯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根据19世纪90年代初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对无产阶级贫困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及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针对草案中关于“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的说法，恩格斯指出：“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些遏制。”针对草案中关于“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的提法，恩格斯认为，这一句需要大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