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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馆学探究对象比较及思索中图分类号：G250.1文献标识码：A 摘要：文章通过对我国图书馆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概括和总结，比较了他们之间的不同，并提出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关键词：；研究对象；思考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学的前提和基础，贯穿了整个图书馆学的研究历程。自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于1807年在其著作《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中第一次提出“图书馆学”以来，图书馆学研究者就开始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进行不懈的探索。在图书馆学两百多年的发展中，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外图书馆学研究者在各自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均提出了不同的阐述，使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不断充实和完善，同时也说明了图书馆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年轻学科。 一、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 在徐引篪、霍国庆合著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中，他们把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表象的具体的认识阶段。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整理说”（德国的施莱廷格）、“技术说”（德国的艾伯特、美国的杜威）和“管理说”（英国的帕尼兹、爱德华兹、哈里森、宾汉姆）。 第二阶段：整体的抽象的认识阶段。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社会说”（苏俄的列宁、美国的巴特勒、印度的阮冈纳赞、德国的卡尔斯泰特、中国台湾的王振鹄）、“要素说”（中国的杜定友“三要素说”、刘国钧的“四要素说”以及后来的“五要素说”）。 第三阶段：本质的规律的认识阶段。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交流说”（美国的谢拉、苏联的丘巴梁）、“新技术说”（美国的兰开斯特）、“矛盾说”（中国的黄宗忠）。 “交流说”在中国又分为“文献交流说”（周文骏）、”知识交流说”（宓浩）、“文献信息交流说”（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三种观点。吴慰慈的“中介说”也可认为是一种“交流说”；台湾的顾敏、周宁森也是“交流说”的代表人物。 对于这三种观点作者认为有以下缺陷：“交流说”普遍超越了图书馆学的学科范围，“新技术说”显然夸大了技术的作用，“矛盾说”未能理清图书馆的所有关系。 第四阶段：深入的整合的认识阶段。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资源说”（美国的切尼克）。 徐引篪、霍国庆认为“资源说”是一种高级的理论形态，内含着各种不同层次观点的合理要素，不排斥这些观点，也不能取代这些观点，但又是最接近图书馆本质的观点。他们均赞同“资源说”，以此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这一观点。 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集合 王子舟在其著作《图书馆学基础教程》中，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整理总和说 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莱布尼兹、施莱廷格和艾伯特、丹麦的莫尔贝希、英国的帕尼兹等。 作者认为，“整理总和说”的提出，反映出西方近代图书馆工作已趋于复杂化、精细化、系统化，图书整理中的知识、技术含量愈来愈高，不设专门学问便无从下手。“整理总和说”最早为图书馆学设定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它为图书馆学的建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它强调图书馆学既有知识，又有技术，将图书馆学内容表述成“知识、技术的总和”，形成了后世图书馆学研究理论与应用并重范式的先声。“整理总和说”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界说，源于图书整理实践活动，属经验的总结，尚处于现象描述的认识阶段。 （二）图书馆管理说 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艾伯特、法国的海塞、英国的爱德华兹、美国的杜威、中国的李小缘和刘国钧等。 作者认为，“图书馆管理说”扩大了以往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它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不仅要关注图书整理，也要关注图书馆的经营与管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图书馆管理说”将研究重心从图书整理转向图书馆管理，实现了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第一次转变。这种转变对于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发展以及对于图书馆工作的职业化，都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三）图书馆事业说 代表人物有中国的刘国钧（要素说）、黄宗忠（矛盾说、规律说）、沈继武（活动说）等。 作者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阐释，“图书馆事业说”在我国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至今尚为一种主流意识。“图书馆事业说”不但拓展出图书馆学研究的宏观领域，而且也因其开始关注图书馆事业与社会的各种复杂联系，为图书馆学研究增加了深度与广度。“图书馆事业说”包容了“矛盾说”、“规律说”、“活动说”等等诸多观点，这些观点都具有“本土”特色。它们表现出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 三、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 吴慰慈在《图书馆学基础》一书中，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图书馆现象与图书馆工作描述阶段，代表性的观点有“整理说”（施莱廷格）、“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