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中国环境污染及经济增长冲突路径探究.docVIP

协调中国环境污染及经济增长冲突路径探究摘要 选取我国1990-2009年相关数据，首先对环境退化成本进行估计，发现我国环境退化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水污染、空气污染是导致环境退化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以环境退化成本作为污染指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并以能否有效地将污染指标降低到相对较低的水平，作为政策路径选择的标准，分析协调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端，经济持续增长有可能导致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多项环境治理政策的同步实施，致使个别政策出现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在当前产出水平条件下，既要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又要降低环境退化成本，政策路径的选择首先应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当保持第二产业比重，但在发展第三产业的过程中，应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与治理，其次是调整国际贸易进出口比例，积极扩大出口，而采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大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均不能有效降低环境退化成本。 关键词 环境退化成本；经济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产业结构；国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 X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5-0132-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5.022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近30年高速增长，但是在此过程中，赖以生存的环境却遭到破坏，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能使环境污染得以控制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政府也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强化对环境的治理。可是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一味追求环境改善势必会对经济发展的速度产生影响，而且照搬欧美国家治理环境的模式也是不科学的，因为欧美国家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人们甚至为了环境改善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承受收入水平的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另外，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也限制了各种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的全面实施，往往也存在治理成本过高的风险，因此选择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又能使环境改善的政策措施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选取环境退化成本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利用1990-2009年数据，对比产业结构调整、贸易开放、治污投资等政策对环境退化成本的影响，确定我国目前最优的环境保护路径。 1 文献回顾 环境污染与国民收入水平之间一般呈现为倒“U”型的关系［1］：在低收入水平条件下，经济增长伴随着自然资源丰裕度下降，环境污染程度迅速上升；而在高收入水平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环境问题，政府通过颁布实施高效严格的环境制度促进环境的改善。然而，收入水平和环境污染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否真实存在，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其中，Grossman［2］是较早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将城市空气污染和河水中的氧含量、废渣含量、重金属含量作为环境指标，通过回归分析，认为美国大多数环境指标，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增长引起了它们的恶化，再经过一定阶段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改善，而且拐点发生在收入水平为8000美元。国外其他学者如Sherry［3］、David［4］、Gürlük［5］等也通过不同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结论。另外，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中，许士春［6］通过构建包含污染方程和产出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应用1996-2005年我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目前的发展水平人没有超越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收入水平的增长将进一步加速环境的恶化。符淼［7］通过对环境污染指标进行分解，分别测算了废水、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的库兹涅茨曲线，认为我国废水排放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而废弃物排放与收入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仍处在倒U型曲线拐点的左端。这些研究表明在研究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过程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仍可作为实证分析基础。 目前研究治理环境污染路径的文献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应用多个政策变量进行综合分析，探讨这些变量是否能够对改善环境产生积极影响。其中Panayotou［8］抽取了30个国家1982-1994之间的数据作为样本，发现在低收入水平政策效率对于改善环境具有积极作用，随着收入水平上升作用越明显，但是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人口密度越高反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 Dasgupta［9］分析了经济开放度、非正式制度、市场微观主体规模、环境政策、信息是否完全以及分析时间长短的选择(短期、中期、长期)等因素，在不同的条件下有可能对环境改善有利，也有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Har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