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中刑法设置问题之探析.doc

商业贿赂犯罪中刑法设置问题之探析一、刑罚设置失衡 （一）重受贿轻行贿。 通过刑法第363条、第364条、第386条、第383条和第390条：对比就可以看出来，受贿罪的最高刑为死刑，而行贿罪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非国家公职人员受贿罪最高是15年有期徒刑，非国家公职人员行贿罪最高刑事10年有期徒刑。并且对行贿者规定了免除处罚的情形。众所周知，行贿与受贿是具有对合性的犯罪行为，两者互为条件，相伴而生。我国虽然将两类行为都规定为犯罪，但是通过法律规定来看，无论是犯罪的构成要件还是法定刑的设置，都体现出“重惩受贿，轻惩行贿”的传统刑罚思想。在对待行贿和受贿的态度上，人们往往认为受贿者是在市场交易中具有强势地位的一方，而行贿者是被逼无奈，为了在商界立足而不得不屈从于“潜规则”的“弱势群体”。尽管从感情上讲，“贪官”比“刁民”更可恨，但亦不可否认，“贪官”的受腐堕落是与“刁民”的精心腐蚀不可分割的。对二者规定不同的刑罚，容易产生某种暗示，让一部分经营者在头脑中对市场交易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一、只要舍得对交易的相对人“投资”，就一定可以换取到商业机会。从而助长商业贿赂犯罪的进一步发展。其次，对行贿人规定减免处罚，可能会在取得查处商业受贿犯罪暂时性胜利的同时，可能付出混淆刑法基本理论、破坏罪刑均衡原则的巨大代价。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至多是自首，甚至是坦白，根据《刑法总则》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而《刑法》第164条第3款的规定不分犯罪轻重，一概规定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做法，不仅与刑法总则相悖，而且不利于商业贿赂犯罪的惩治和预防。从贿赂犯罪的整体来看，刑法认为受贿行为的危害性要比行贿行为严重。受贿方的腐败是内因，行贿是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 （二）附加刑设置上的问题。 首先表现为罚金刑力度不够。现行刑法对数额巨大的商业受贿罪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对犯罪数额较大的商业受贿罪的法定刑规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以看来，我国在商业贿赂犯罪的财产刑设置上适用范围明显不足。而商业贿赂犯罪作为一种贪利性犯罪，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在对商业贿赂刑事责任的追究上不仅要求所适用的刑罚与本罪的轻重程度相当，还要求所适应的刑罚在性质上与本罪所固有的特征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刑罚对商业贿赂犯罪的防治功能。因此，对其增设一定的罚金刑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贪利性犯罪的犯罪动机首先就是“贪财”，因此只有加重财产刑的设置，才能真正的遏制此类犯罪的犯罪动机。而且从经济学规律来看，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获利，反之就是亏损。通过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罚金刑的设置，增加该罪的犯罪成本，对有效的遏制该罪的发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财产刑的设置仅仅针对的数额加重犯，没有对基本犯进行罚金刑的设置，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不利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发生。 其次表现为资格刑的缺失。资格刑是能够使犯罪行为人丧失某方面的资格或权利，从而彻底的消除其再次犯罪的危险性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刑罚方法。其法律效果突出表现在它的社会防卫功能上。商业贿赂犯罪这种贪利型犯罪的犯罪源头就是受贿者拥有某种权利和主体资格，受贿者利用这种职务的特殊性和权力，带给行贿者某种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资格刑的适用就能够剥夺犯罪者在一定限度内再次从事该公职的可能性，因此就能够限制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且会给犯罪人带来非常大的威慑性，从而产生良好的预防犯罪的作用。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资格刑的规定仅仅是剥夺政治权利。此规定会造成资格刑的过剩或者不足，亦不具针对性。比如对于罪行较轻的犯罪来说，只要剥夺其在从事该种职业的资格即可，其他的政治权利的剥夺就显得不具有针对性，也不适合，而且资格刑会过剩。并且现行刑法中规定的资格刑只能附加剥夺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领导职务的权利，对私营等经济主体和担任非国有单位职务的人员并没有规定，因此不利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而且实践中原国有单位的领导利用原单位的地位和关系从私营企业中得到好处的情况越来越多，必须加以完善才能遏制这一问题。 （三）死刑适用问题。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的商业贿赂行为法定最高刑设置为死刑，然而，在商业贿赂领域，死刑的设置是否对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具有良好的效果呢？笔者看来，行为人从事商业贿赂的目的是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其主观恶性远远没有达到要用死刑来惩治的程度。正如贝卡利亚所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豍以暴制暴、以命偿命的刑罚观仍然属于朴素的刑罚报应观，而完全不符合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的现代刑罚观，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必须加以纠正过来。我国《刑法》规定死刑只能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