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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碳核算体系发展及其评价摘要 碳核算是寻找节能减排潜力、制定减排措施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国际上主要碳核算指南和标准的梳理，分析了基于区域、产品和服务、企业、项目等不同层面的碳核算体系的特点，并将其分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类型的碳核算。前者有助于行政措施的推进以及宏观层面的政策布局，后者则更能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虽然现有的自下而上的碳核算体系还处于尝试阶段，其在核算范围、生命周期核算环节、处理碳抵消活动、信息报告要求等方面还存在大量分歧，尚不能涵盖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碳核算体系的发展，促进了发达国家企业和民间社会的大量自愿性减排活动和一系列创新的低碳经济实践。从我国当前自上而下的节能减排工作推进来看，行政力量已经得到很大的发挥，但是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严重滞后。促进自下而上的碳核算体系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尚未启动的节能减排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从而促进全社会的节能减排行动力。 关键词 碳核算体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 F222.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11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19 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定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碳减排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的路径是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发展技术性的碳减排或碳捕获措施；为最小化减排成本，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促进企业和消费者的减排活动，发展碳标识计划、碳补偿计划等一系列自愿性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已经从技术性的减排角度上升到向低碳发展转型的战略性高度，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也逐渐从政策制定者转向社会大众，进而促进了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广泛关注和主动参与。而这些政策措施的基础是碳核算，即对产业、企业、产品、消费活动背后的碳排放进行核算，以引导并促进经济和社会从高碳发展转向低碳发展。 我国现有的节能减排工作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的，即由上级政府确定目标和考核方式，层层分解落实。这一方式能够有效地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集中资源实现国家重大目标，有着不可否认的作用和价值。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该方式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粗放性。为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碳减排政策的有效实施，有必要将节能减排工作建立在基本事实和科学数据的基础上，即建立与排放主体相关的碳核算体系。但我国目前尚未开展系统的碳核算工作，世界范围内的碳核算也远未成熟。该领域的研究是我国推进节能减排的最基础的工作。因此，有必要分析国际上碳核算体系的发展，以作为推进我国未来节能减排或碳减排工作的一个借鉴。 1 国际碳核算体系的发展 碳循环是地球物理化学循环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地球上的碳排放、传输、沉淀/吸收等循环过程的研究在自然科学领域由来已久。但是将碳排放核算纳入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以促进人类通过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减少碳排放则是近十几年的事。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出了“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目标。但由于UNFCCC只是一项框架公约，没有规定具体的减排指标，缺乏可操作性。为了进一步在操作层面推动全球减排的共同行动，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开始研究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方法和作法，从而开启了研究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体系的新时代。 1.1 基于国家/区域的核算 基于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碳核算是最早开发的，也是目前最权威的碳核算体系。1994年，IPCC完成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并受到了各方认可。1996年修订的“指南”，后来成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各国法定减排的核算方法，同时要求各国在此基础上制作温室气体清单。为了进一步完善清单制作方法，提高核算结果的准确性，2000年IPCC完成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报告。2006年，根据UNFCCC的要求，IPCC又对“指南”作了调整更新，使其更趋完善。 2006年修改后的版本主要从能源、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及其他这六大部门进行温室气体排放和消除的核算。每个部门有独立的排放源目录及其子目录构成，各国在子目录层面建立排放清单，通过汇总得到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采集的数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活动数据，另一种就是排放系数。某一活动的碳排放就是其活动数据和相应的排放系数的乘积。IPCC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排放系数的默认值（缺省值），以供参考［1］，各国也可以根据对国内的调查研究或者利用模型，确定本国特定排放源的排放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