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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职业教育发展理性研究摘　要：当代国外社会发展理论逐步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民族职业教育应顺应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关注民族职业教育的“工具理性”层面，同时应突出其“价值理性”层面，民族职业教育应担负起双重使命，既要“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同时还要“促进民族地区人的可持续发展”，并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是为人的可续性发展服务的。 关键词：民族职业教育；教育“工具理性”；教育“价值理性” 作者简介：罗利群（1966-），女，四川宜宾人，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学、教育学原理。吴洪亮（1987-），男，山东滕州人，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人类学、教育学原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民族地区和谐人际关系构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项目编号：10YJA880094）的阶段性成果，主持人：罗利群。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５１８（２０１２）１６－００８０－０３ 民族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和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职业教育同时具有“职业性”和“民族性”双重属性，加快发展民族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振兴民族经济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党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2000年国家民委、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推进发展。”“发展职业教育是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要而有效的手段。” 2006年国家民委、教育部又联合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5]10号）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 35 号），对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提出了相关意见。另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加大对民族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近期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可见国家对发展民族职业教育的重视。 一、发展民族职业教育的必然性 职业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的重要支柱。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地区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发展民族职业教育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 人类发展史表明，每个时代都有其发展经济的基础资源。农业经济时代以土地资源为基础，工业经济时代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知识经济时代以人才资源为基础。人类进入21世纪正经历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洗礼，人才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我国民族地区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但人力资源却极其短缺，西方经济学中人力资本论认为，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才有利于经济发展，并且未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我国民族地区急需加大人力资源的培养。而民族职业教育恰恰具有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职业人才的功能，这就为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少数民族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城乡二元对立格局被打破，城镇化进程加快，第一产业人员迅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发生巨变，传统经济结构正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型，一方面农民工进城、工人失业等现象突出；另一方面，社会对人力和知识的要求逐步提高。因此，在民族地区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有利于增加受教育机会，提高民族地区人员素质。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主要有农耕型、畜牧型、采集渔猎型和商业型，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民族地区传统经济文化类型也正发生着变化，“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和转型不仅带来教育的需求，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为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市场”[1]。例如壮、侗、白、傣等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属于典型的农耕型，其传统生计方式主要是从事灌溉农业，但现在已开始对选育、栽培、亚热带资源开发、深加工技术、乡镇企业等作出调整，正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意识和单一的产业结构。随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地区发展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的技术和观念的要求，从而为民族职业教育提供了发展空间。 二、民族职业教育发展的理性分析 （一）教育的“工具理性”层面和“价值理性”层面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人的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教育就其“工具理性”层面而论，主要是关注教育某一或单方面的功能，注重教育的工具性，实质上是强调教育能做什么，能制造什么，以及教育做了什么，制造了什么，强调的是教育的外显功能；教育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