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大调解”机制创新.docVIP

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大调解”机制创新 　　[摘 要]当今社会不断发展，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如果对基层社会矛盾不加以重视和及时的协调处理，很容易使其演变为激烈的对抗性矛盾，从而引发更严重的社会不良后果。调解作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在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基础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阐述基层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分析了大调解机制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和长处，同时指出了现行大调解模式存在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针对性、创新性地提出了完善大调解机制的对策，以期探讨完善多元化的矛盾调解机制，提高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冲突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基层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社会矛盾；多元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0 ― 0055 ― 03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人们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些变化不仅带来了社会环境的改变，同时也激发了一些基层社会矛盾。这些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来源于民生领域，例如征地拆迁问题、企业改制问题、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当下的基层社会矛盾逐渐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矛盾纠纷的特性，变得更为复杂化、利益化、多发化。如何及时有效地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是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新形势下所面临的问题。 　　一、基层社会矛盾的新特点 　　（一）利益性 　　现阶段的基层社会矛盾虽然表现形式多样，涉及到社会不同范畴，但究其本源来看都离不开利益的主导。绝大部分的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来源于民生领域，而民生领域的矛盾都源于公民的合法利益遭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侵犯，自身的合理利益诉求不能完整表达和恰当满足，从而导致的冲突和纠纷。 　　（二）复杂性 　　当今大部分的基层社会矛盾并不是单纯地由某个因素导致，一个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酝酿发酵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政治因素、历史遗留因素、人为处理因素等，这使得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矛盾更为复杂棘手、难以处理，对矛盾化解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近年来发生的基层社会矛盾不仅有个体矛盾纠纷，群体矛盾纠纷也占了很大的基数，例如征地拆迁矛盾纠纷、企业改制矛盾纠纷等，群体矛盾纠纷更容易造成矛盾尖锐化、激进化，进而演变成暴力对抗事件。 　　（三）多发性 　　我国在经济迅速腾飞的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显著，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经济发展与资源冲突等各方面因素都影响着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得各个领域的基层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陈光金在“2016《社会蓝皮书》发布会暨中国形势报告会上”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仍处于矛盾多发、频发阶段，根据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主要存在于贫富以及干群之间，以及劳动关系也有所加剧〔1〕。 　　二、我国“大调解”机制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的“大调解”模式主要包括人民调解机制、行政调解机制和司法调解机制，这三个调解机制互相协调配合，构成了一个综合的、多元的调解平台。这种大调解机制实质上是将不同部门的调解资源进行整合，并强化放大各部门调解资源的整体效应。通过整合联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这三种主要的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当事人能够更简捷、便宜地寻求适合自身的解决纠纷的方式，防止矛盾纠纷积聚，使矛盾纠纷得到良好的化解效果。大调解机制作为一种联合的调解机制，具有调解主体多元性、调解范围广泛性、调解手段综合性的特点，在定纷止争和社会综合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有待完善和成熟，需要我们不断思考和探究。 　　（一）人民调解机制 　　近年来，人民调解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的人民调解，在2011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有了法律层次的定义，即“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人民调解制度带着充分的中国特色，其调解主体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定纷止争的群众性组织，因此人民调解的性质很显然带有群众性。同时人民调解委员会也是一种建立在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基础之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性质也带有自治性和民主性〔2〕。 　　从实效作用来看，人民调解制度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处理矛盾、化解纠纷方面具有及时高效的特点，可以用相对较短的时间来完成纠纷化解过程，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并且人民调解相对于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来说具有温和性，在调解委员会的主持劝说下，双方当事人更容易消除隔阂，防止矛盾激化。 　　随着我国基层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