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基础代谢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基础代谢率（basalmetabolicrate.DOC

鸟类基础代谢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础代谢率（basal metabolic rate, BMR）是恒温动物维持正常生理机制的最小产热速率是动物在清醒时维持身体各项基本功能所需的最小能量值。[1,2]（Bicudo et al., 2002; Burton Weathers, 2003），现在BMR已经成为种间和种内能量代谢水平比较的重要参数,它能反映不同物种不同个体的能量消耗水平。通常以动物的耗氧速率作为量度。BMR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不同物种BMR的种内和种间变异及其与体重的异速生长关系[]，BMR与最大代谢率或可持续代谢率的关系[]，以及与生活史特征（如后代的体重、幼仔重生之速度等）之间的关系[]。BMR概念最早是由Dubois提出并在医学领域应用的，后来被 Kleiber和 Benedict 应用于家养哺乳动物，随着能量学的发展，BMR概念被逐渐应用到人类以外的恒温动物的研究中。迄今研究者们已经对大量哺乳动物和鸟类的代谢进行了研究。例如Hayssen等总结了293种哺乳动物的BMR，Elgar总结265种，MeNab总结了321种，Heus-ner总结了391种, Daan对22种鸟Williams和Tieleman[]将戴胜百灵分别放在15℃和36℃温度条件下驯化3周，然后测量各组动物的BMR和各种内脏器官的干重。结果发现进行低温驯化的戴胜百灵其BMR显著高于高温驯化组。Tieleman[9]等报道将林百灵（Lullula arborea），云雀（Alauda arvensis），钉踝百灵（Chersomanes albofasciata）和图氏沙百灵（Eremalauda dunni）置于5℃的温度条件下进行冷暴露时，实验动物的BMR水平、肠管、肝脏和胃的重量较对照组（35℃处理）都有所提高Burness等[1]认为动物体内的代谢活性器官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而且会由于个体的环境条件和生理状态的不同而产生可逆性的改变，如拟戴胜百灵（Alaemon alaudipes）为适应低温可增大肝脏、肾脏和小肠的大小，而这些器官则是与BMR显著相关的，这可导致BMR的提高。70年代开始，在研究鸟类的静止代谢率、幼鸟体温调节及耗氧量等热生理能量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11]（李世纯等，1979）；华东师范大学的陆健健教授也作了有关我国鸟类能学发展的“能量生态学”的专题综述。从80年代起，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张晓爱研究员开展了高原鸟类能学的研究。为了估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中通过鸟类群落的能量流，测定了高寒草甸鸟体能含量的季节变化，同时测定了几种鸟的标准代谢率及探讨幼鸟发育的热调节机制[12]（邓合黎和张晓爱，1990）；小型鸟类的体温调节与能量代谢也有一些报道[13,14]（陈小勇等，1999；钱国桢和徐宏发，1986）。21世纪初柳劲松教授等在小型鸟类的个体水平、组织水平和细胞水平上探讨了亚热带和北温带等地区的小型鸟类热能代谢和体温调节的适应变化，表明了不同鸟类的热能代谢特征是对各自环境的适应。McNab, 1997; Weathers, 1997）。近几十年来鸟类基础产热的研究一直是人们热切关注的主题之一，2006年3月召开的第二届《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of temperature regulation》国际学术讨论会，鸟类基础产热的研究仍然是一个主要议题。 影响鸟类基础产热的因素很多,包括气候、季节和食物等外部环境因素，也包括激素、器官和线粒体的理化特征等内部因素[17,18,19]（Baldwin et al., 1980; Lovegrove, 2003; McKechnie Wolf, 2004）。对基础产热机理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基础产热在适应中的作用，从而进一步阐述动物对环境的特殊适应性。[20]（宋志刚和王德华，2001a） 1 气候和栖息环境 鸟类的基础产热与其地理分布的气候带和栖息环境密切相关[21]（Aschoff Pohl, 1970）。一般热带鸟类的基础产热比温带鸟类的要低，温带鸟类的基础产热比寒带鸟类的低。生活在寒冷地带，特别是极地气候的大多数鸟类具有较高的基础代谢。鸟类常年暴露于低温环境中，自身维持的能量代价较高，产热能力应维持在较高水平，高水平的基础代谢直接反映了鸟类对气候的适应[19]（McKechnie Wolf, 2004）。某一地区某种鸟类的代谢水平与总体鸟类能量代谢一般模式的差异，可能反映出该物种对环境独特的适应机制和进化对策高纬度地区鸟类的高代谢可能与某些组织或器官的相关酶类的高活性密切相关[22]（Swanson, 2001），但需进一步证实。 2 季节 鸟类的基础产热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变化，但变化的趋势有所不同[22]（Swanson,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