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治理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模式.docVIP

　　基于社会治理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模式 2008年我國15～19岁足球运动员注册人数仅有6 772人，导致在组建国家少年队时可供选拔的适龄人数仅有120人，出现全国适龄球员数量不足的尴尬局面[1]。同时，我国青少年体质也连年下降。基于此，2009年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启动校园足球活动[2]，旨在以学校为依托、足球为支点，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创新，夯实足球人才基础，采取“以点带面”的发展形式，是“体教结合”的一次新尝试，标志着我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从最初由国家体育部门主导转向教育部门主导的运行体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展校园足球是成就中国足球梦想的基础工程，不仅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到了社会治理概念[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继续推进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着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4]。2014年，刘延东同志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会议提出，发展校园足球需要完善政府支持、市场参与的投入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发挥作用[5]。同年，国家强调发展体育产业，积极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发展模式[6]。但现实状况是，现阶段校园足球发展中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校园足球经费管理、特色学校的管理、社会组织的准入机制、企业税收优惠机制等缺乏精准规范，导致校园足球普及率不高、发展速度慢，无法实现预期发展目标[7]。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扩大青少年校园足球的覆盖范围，推进青少年校园足球更高效发展，扩大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影响力，强化青少年校园足球品牌理念，改善青少年校园足球人才培养模式等，对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创新提出了挑战。 　1 社会治理与校园足球治理　　1.1 社会治理　　20世纪后半期，随着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治理理论开始成为西方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日益严峻的公共危机呼唤新的治理方式，以探寻公共事务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治理是在治理的基础上产生，是政府、市场、社会等诸行为者，通过协商、合作、互动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和管理，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8]。社会治理理论是一套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包括主体结构体系、制度体系、方法体系、运行体系等。主体结构体系指政府、市场力量、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规避劣势，构建社会合作治理体系。制度体系包含法制、激励、协作三大基本制度。法制体系指社会治理的法律政策法规，把社会问题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激励制度體系可激发和释放社会活力，协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协作制度体系可实现政府间、部门间、公私间的跨界协作，化解冲突和矛盾，在互动合作中寻求整体利益最大化。社会治理通过法律、行政、经济、道德、教育、协商、科技等方法体系，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互动等运行方式实现[9]；各子体系之间密切相关，共同影响着社会治理的运转和效能。　　社会治理具有以下4方面特点：（1）社会治理兼顾“多元”，追求事务管理从国家垄断转向多中心、自主、互补的管理模式，强调多元化治理主体的合法性，要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参与，打破单一主体垄断格局。（2）社会治理不是一些规则体系，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3）社会治理倡导“调和”。社会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实施政府间、部门间、公私间的跨界协作。（4）社会治理注重“互动”。社会治理强调上下互动、横向沟通、合作协商、确定认同等方式，鼓励参与者自主表达、协商对话，并最终达成共识[10]。　　1.2 校园足球治理的内涵　　基于社会治理理论，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应是一个社会治理的过程。随着社会内外制度环境的变化，青少年校园足球治理的主体结构、制度、方法等要素也在不断地变化。从主体结构上看，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正从政府包揽一切的重负中逐渐解脱出来，开始形成多元治理主体的社会格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尤其在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各类社会主体的自主意识得以增强，为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社会、市场等部门是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进步的基础。从制度体系上看，通过法制、激励、协作等制度，完善不同治理主体的顶层设计，强调不同治理主体的合法性。各级政府不断创新市场、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依法引导和培育青少年足球相关市场力量、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增强各类组织建设能力，激发社会活力。从方法体系上看，各级政府加快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向社会组织和企业放权、分权，加快政社分开，鼓励社会依法自治和共治[11]。同时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营造竞争氛围，注重成本分析，讲求工作效率，提升服务精神，按照优胜劣汰的规则，使各参与主体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展开竞争，实现资源在社会不同部门及市场不同主体之间的优化配置。从运行体系上看，通过纵向贯通、横向衔接等多种运行方式，构成社会协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