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技术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docVIP

　　教育技术是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在教育研究中，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脱节一直是一个困惑学界的难题。虽然理论由于更加强调内在逻辑的一致而将复杂的现实精简了，实践由于无限复杂而将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事物绑定在了一起，但是由于人们常常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一致性而忽视了其内在差异，因而导致两者的脱节。事实上，理论指导实践并不是必然的、无条件的，而是需要在人类知行统一的要求下寻找到一个实现两者相互转换的中介。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康德通过判断力(或理性)对休谟法则的解决，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观，都可以推导出技术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这一观点。以此观之，教育技术或可成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中介：教育技术对理论的态度是实用的，这是理论向实践转换的前提;教育技术对实践的态度是批判的，这是实践向理论转换以及实践创新的前提;教育技术对工具的态度是批判的，这是实践对理论的反作用。教育技术作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中介，其主要任务就是创建理论与实践工具。如此教育技术将超越原有的学科范畴，成为一种新的教育学。 　　正如叶澜教授(2001)所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离的问题是一个多年煮不烂的老问题。”在教育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如何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和谐统一，一直都是教育理论工的心头之痛。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此为起点，谈谈对教育技术的一种理解。 　　一、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1.理论与实践的差异 　　理论与实践虽然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人们常常关注这两者的内在一致性，所谓“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都强调了两者的内在关联。但是过于强调这种内在关联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对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差异不够重视。这里所指的差异是指理论与实践这两者内在的东西并不是一一对应，而是有所区别的。 　　人类历史上对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探讨往往采取了求同的态度，很少思考它们之间的差异。典型的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它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看作是对理念的摹仿与分有，理念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言下之意，理论是实践的依据，我们如何做取决于理论怎么说，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某种一一对应关系。怀特海曾指出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无非是给柏拉图做注脚，虽然不无夸张，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柏拉图的理念论或者说其中体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西方思想界的盛行。特别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功应用，更是把这种思想导向了一个极端。1869年，门捷列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并断定金的原子量要比锇、铱、铂大①，并用元素周期表纠正了原先错误的金的原子量，后人还根据这个元素周期表发现了一些新的元素。诸如此类的例子在科学史上不胜枚举，从而也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认为人类的理论反映了客观规律，理论与实践能够一一对应。 　　理论到底能否贯通实践呢?其实柏拉图推行《理想国》的经历就能够说明问题。《理想国》作为柏拉图最著名的代表作，通过与苏格拉底的对话，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以理念论为基础，构造了一个理想国家的系统方案。但是之后两千多年的时间中，没有一个政权声称按照这个理想国原型成功地建立了国家。即使柏拉图自己在经历了两代叙拉古国王的施政挫折之后，也对《理想国》失去信心，写下了《政治家篇》与《法律篇》，特别是《法律篇》基本宣告《理想国》的幻灭。《理想国》书名的翻译也透露了一些秘密，《理想国》希腊文的原名是Πολιτεια(Politeia)，该词表示国家的所有事务，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政治。亚里士多德也曾写过一本名为Politeia的书，现在我们把它翻译成《政治学》，实际上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同名。为什么一本讲政治学的著作会被翻译成《理想国》呢?也许这可以解释柏拉图在其中的国家理想的尴尬境况，所谓理想国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理论上的国家，这个国家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是这一套国家理论在现实中的失败乃至无人问津告诉我们，理论与实践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亚里士多德(1983，p177)在《政治学》里就为此做了注脚：“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总之，我们在这里讲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主要是讲好的理论能够解释实践，但是不一定能够导致好的实践，或者说好的实践能够被理论解释，但是从中肯定不能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两者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2.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差异 　　从历史的视角审视，教育领域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差异问题一直都有讨论，不过都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节这样的方式来表述。 　　《教育研究》杂志在1991年第5～11期(第10期纪念陶行知诞辰100周年暂停)开辟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专栏，其中很多文章都涉及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差异问题。如扈中平与刘朝晖(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