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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被误读”成因分析和应对 □陈秀云 当下指责传媒误读的声音频发，难道媒体理解力如此低下、工作失误如此之多吗？笔者发现其中大部分不是“媒体误读”，而是媒体的“被误读”，也就是说，此间的“误读”是新闻主体强加的，传媒的解读并没有新闻主体所指的失误。 传媒“被误读”后往往是三缄其口，而且总会有别的媒体站出来替这样的新闻主体代言，把新闻主体的“误读”指责当作新闻再次传播，摆出一副事不关已的姿态。传媒这种“被误读”，无形中助长了新闻主体利用传媒的风气，使得传媒的形象受到日益严重的损害。为了维护传媒和受众的尊严，面对“被误读”，传媒必须有所作为。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提防“被误读”： 做足功课，对特定新闻主体保持警惕 新闻价值理论认为，重要的、显著的人物或事件具有较大传播价值，指责传媒“误读”的新闻主体一般来说都具有这一特征。从个体来看，常是社会强势人物；从组织来看，或是某些政府机构或企业。 每天新闻不计其数，涉及普通人的也不少，但为何普通人就很少指责媒体“误读”？虽说普通人人微言轻，不为主流传媒所重视，但他们如今并不缺乏表达渠道，如有报道不实，马上有人在网络上直接说传媒造假，甚至毫不留情地揭露，决不会客气地说一声“误读”就作罢。 指责传媒“误读”的新闻主体，与普通人指出传媒错误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普通公众关注的是事实真假，和其他无关，而指责“误读”的新闻主体并不关心事实真假，他们关心的是自身的核心利益，在公关与营销高度发达的时代，利用传媒成就自身是这些新闻主体的策略之一。让传媒陷入“被误读”，可能就是这样的新闻主体利用传媒洗清自己、规避责任、转嫁危机的策略。 这些新闻主体为了利用媒体，通常会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者邀请记者采访，全程陪同，热情服侍，甚至代写新闻通稿。一些记者受到如此待遇，就会失去提防之心，万难预料的是其背后叵测的居心。只有在被指“误读”之时，媒体记者发觉上当也百口莫辩。 当然，还有一些新闻主体不会太费周折，而是采用“夹带”的办法，把众所关注事实藏在其他言说当中，装作无意“透露”之状，实则故意放风，利用记者的新闻敏感，诱使传媒上当，以便舆论不利时改弦更张，把不实之失推给媒体。 因此，传媒对于这一类“被误读”应该保持警惕，做足功课。 对新闻人物听其言，查其行，了解其成长之路、文化素质、道德品质以及当下的处境，把其言行放到特定的背景之下进行解读，并且尽可能从多个角度来证明其言行的真实性；对新闻事件也是如此，要把机构、组织的政策措施和其当下的状况、任务相结合来考虑，而不能偏听偏信。 同时，处理这类新闻稿件的时候，采取闭合式文本，准确客观，少判断多展示，多理性少情绪，尽可能压缩可发挥的空间，严格遵守新闻规范，不给指责传媒 “误读”留下把柄。 确认“被误读”： 关注新闻主体的态度，追问“误”之所在 当传媒被新闻主体指责“误读”时，要细心斟别。如果传媒检查新闻文本及业务流程没有纰漏，即便有一些缺点也非如新闻主体所指时，那么就要确认是不是“被误读”。 一方面，确认“被误读”要考察新闻主体的态度。从态度上看，当新闻主体要陷传媒于“误读”时，往往相当“淡定”，很少义正辞严的批评。在轻描淡写道一声“传媒误读”之后，则极力阐明自己“本意”，其语气重心在后而不在前。同时，这类新闻主体在指责传媒时，通常采用“泛指”手法，笼而统之，说“一些媒体”或者“个别媒体”“误读”了他们的“本意”，绝不会指名道姓说出哪一家媒体。 比如，今年7月多家传媒刊播新闻，报道艺人张敬轩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娱乐新闻台专访时，首次公开同性恋之事。但在媒体刊播之后，其经纪人与当天节目主持人都站出来说传媒“误读”了张的意思。而且，其经纪人对于这等相当敏感之事，居然表示“一笑了之”①，令人匪夷所思。 试想，如果真有传媒在误读并损害了其声誉，新闻当事人还会如此心平气与吗？连李嘉诚这样不肯得罪人的商人，2005年5月宣布捐助10亿港元予香港大学医学院，被传媒误读为他是想在港大医学院获得好的待遇后也会“声色俱厉”，公开点名批评香港《苹果日报》与《壹周刊》②。那些稳如泰山、心气平与指责传媒“误读”的新闻主体之所以反常，恰可证明其并没有委屈可言，暧昧态度之下，则可能是别有用心。 另一方面，追问和确认“被误读”传媒“误”之所在。当新闻主体的指误或解释模糊无力、语焉不详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时，大体可以确定传媒是“被误读”了。比如，2009年12月10日，重庆市高院出台修订后的《关于审理工伤行政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其中第13条规定涉及醉酒和公伤认定的关系。该院行政庭资深法官对此进行了延伸解读：“《暂行规定》主要是针对职工饮酒后工作产生的行为后果作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