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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与中国法治变革动力模式 公众参和与中国法治变革的动力模式 王锡锌 北京大学 【摘要】三十年法制改革的动力，从整体上看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在法制改革的初期阶段，这种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动力模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从法制变革，特别是行政法治改革语境看，自上而下动力模式在逻辑上与现实上也有明显的局限，存在着动力衰减的现实可能性。为了使法治改革在秩序与变革的平衡中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应当引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双重推动力。 【关键词】法制改革 行政法治 公众参和 动力模式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Motive of China’s Legal Reform 【英文摘要】In general，the legal reforms in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ve been driven by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op—down push．This government—dominating，top—down model for reforms has its historic and practical reason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legal reform．However，government dominated model of reform is bounded to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its sustainability in a long run．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introduce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a supplementary force for moving the legal reforms ahead． 【英文关键词】legal reform；administrative role of law；public participation；bottom—up 一、追问法制变革的动力 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的建设，经过多年理念启蒙与抽象化论争之后，正在朝具体的、制度化的目标迈进。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对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与要求；《纲要》还提出，用十年的时间，到2015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1]法治政府建设，看起来已不再是空中楼阁：目标、手段、时间表都已经明确。然而，推动这一艰巨、复杂、全方位的政府转型和变革的持续动力何在？ 翻开中国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自1978年以来，在制度创新的每一个关键点上，其实都是由中央政府扮演着推动者与决定者的角色。这一角色直观地体现为若干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性文件以及由这些重要文件的出台所引发的经济体制与制度的重要变化。例如，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与厦门试办特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从而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1993年11月11日—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性。在更具体的领域方面，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中国金融市场化与现代金融体制建设的序幕。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作出的《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从而开启了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标志着中国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式废除了住房实物分配的制度，为现代房地产业的发展扫清了最后的法律“障碍”，从而确立了商品房的市场主体地位。近年来，包括农业税条例废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出台、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等重大经济改革的决策，仍然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种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进的经济改革动力模式。[2]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法律制度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样也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动的特征。法律制度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被设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