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容量和能源创新.doc

环境容量和能源创新 　　摘要新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全球一半人口正在或已经进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南北关系与资源环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资源环境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全球环境危机和治理困境，潜在后果则引发主要力量在责任分配、未来发展权益竞争等方面的较量，进而影响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在全球气候变化外交中，西方国家既要平衡内部矛盾，吸引发展中国家参和全球环境治理，又要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实现能源分配与环境容量的垄断。西方国家一方面对新兴大国冲击既有环境资源与未来容量格局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软法与硬法来约束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进而在经济分工与权力转移中继续保持主导优势。中国应以共进策略参和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即一方面在不同谈判联盟之间及内部，积极协调环境资源与容量博弈引发的冲突与竞争，另一方面推动全球共享能源创新成果，用共同进步的思路解决目前国际环境政治困境。 　　关键词气候变化 环境容量 能源创新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51-58 　　 　　资源占有与环境容量是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的重点。全球资源短缺危机与冲突会影响到整个地球气候与生态系统。西方国家既要平衡内部矛盾，吸引发展中国家参和气候变化治理，又要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与环境容量进行约束。经过2007年八国峰会、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气候变化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空前关注。联合国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并把达尔富尔冲突、粮食危机与石油危机等和之相连。气候变化更是成为2008年八国峰会的主要议题。从本质上来讲，气候变化反映了环境容量与低碳经济这两个方面的博弈：欧盟、美国、日本等都提出各自减排方案，谋求领导世界、迫使发展中国家减排。主要发达国家对节能减排的趋势已形成共识，以节能减排与清洁能源为核心的低碳发展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新一轮竞争高地。 　　尽管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存有怀疑、猜疑，甚至提出针对中国的环境威胁论，但对人类文明基础的威胁（气候、水、食品与土壤等）正推动全球各国从安全战略与外交角度来反思、甚至寻求生态问题的终极解决。发展中与发达国家围绕环境容量与低碳经济的竞争较量方兴未艾。人类未来取决于对现有能源资源格局的改造或者新型低碳经济的建设。大国应共同协调设计全球环境能源机制以及为人类未来发展确定方向，让中国等国将全球环境治理融入其国内利益与政治。面对日趋复杂与严峻的气候变化政治态势，中国既要避免与西方在环境、能源与资源方面发生正面冲突，又要维护未来发展权益；既要做大做强自己，也要推进世界各国在能源与经济转型方面的共同进步。 　　 　　一、环境容量与能源创新的二元博弈的理论基础 　　 　　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具有全球性、整体性、长期性、不可逆性与人为性等五个方面的特征：影响范围很大直至整个人类生态系统；影响层面很多，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特性；由于具有长期性，故而容易被人所忽略；带来的种种伤害与损失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和人类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活动密切相关。气候变化谈判的国际博弈以资源环境危机形式折射于国际体系，产生两重互动：基于创新力的权力转移与基于制度议价的全球治理。第一个层次主要涉及环境容量，即一定时期温室气体减排的集体行动；第二个层次和能源创新与国家竞争力有关，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基础。 　　（一）突破气候变化集体行动困境竞争方面 　　科斯定理指出：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可以达成一种协议或制度来得到解决，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1]，因此在各国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可以实现成功的集体行动。通过集体权责（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解决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是主要途径。[2]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气候变化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的气候变化合作 [3]。由于环境是世界各国分享的资源与共同的财产，世界各国必须在考虑代际公平、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代内公平与环境和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对各国的环境满足程度加以限制，因此如何划分与限制环境容量成为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核心议题。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加总法则[4], 各国的贡献与破坏总合决定气候变化公共物品，环境容量是各国今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对环境容量的定义是，技术状况与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与将来的需要的能力所施加的限制。[5] 霍墨狄克逊从供给、需求与环境结构稀缺性三个因素来定义国际政治中的环境容量。[6] 　　西方国家把全球变暖部分归咎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碳排放迅速增长，并希望加以限制。彼得哈斯与托马斯迪克逊等学者提出要从环境容量入手限制发展中国家对稀缺环境资源的无序竞争 [7]，詹姆士罗西瑙等也提出全球治理正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