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对外来词汉化翻译规约.doc

现代汉语对外来词汉化翻译规约摘 要：借用外来词语是一种语言与异质文化交往时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外来词内部形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外来词在汉化翻译时所接受的现代汉语语言特点的规约。汉语主要通过音译、意译、音意译结合和英汉夹杂等四种方式向英语借用词语。由这些方式借入的外来词的内部形式分别表现为：内部形式的消失、附会、移植、残存和羡余。 关键词：外来词 翻译 语义规约 羡余 一种语言与异质文化交往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言的借用现象（Nida，Eugene，1982）。因自身发展的需要，更由于汉族不同时期与其他民族交往所引发的交际要求，汉语不断从其他民族语言中汲取养分，在汉语中形成了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外来词体系，又称借词（loan words）。目前还无法对汉语外来词的数量作出准确估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汉语从英语中借用词语的数量必将不断增加。本文将从现代汉语的语言特点，即语音、语义和构词等方面，探讨现代汉语对英源外来词汉化翻译的规约。 一、外来词的内部形式特点 词语是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所谓词的内部形式，就是合成词语符号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总和，是表现词内声音和意义联系的信号特征，简言之，就是“词义自身的表现形式”（李昌抱，2000），词的内部形式在本质上是语义现象，但同时又依托于词的语音形式，语言学家往往通过词的内部形式来探究词源，查找外来词的认知理据。外来词独特的来源，决定了它必然在同一程度上带有“源语言”的因素，具有不同于汉语固有词语的特殊性；同时，又因其当前所处的语言环境，无论在词义上还是在词形上，都受到汉语词汇系统的制约，这又决定了它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目标语”的词语特性。汉语是一种具有较强理据性的语言，内部形式意义在词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张美景，2004） 不同语言系统规约的差异以及词语内部形式与其语音形式之间的依赖关系，直接制约着汉语对外来词的吸收和借用。如果参照语音形式，将英语“源词”吸收进汉语，其内部形式就会因语音形式的转换而丧失；如果参照内部形式，使用汉语语素表达“源词”的内部形式，其语音形式又会因汉语语素的借用而消失（潘先军，2007）。因此，外来词在进入目标语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种种冲突和选择，需要从两种语言系统的不同规约出发，对汉语外来词的吸收和演变进行观察和研究。 二、语音规约：外来词内部形式的消失与附会 翻译人名、地名、商品名以及科技术语时最常采用的方法便是音译法，这种译借方法使用范围最广，引入的外来词数量也最多。人名、地名数不胜数，商品名层出不穷，科技术语日新月异，从度量单位“磅”（pound）、“打”（dozen）、“吨”（ton）到“沙发”（sofa）、“雷达”（radar）、“克隆”（clone）等都已进入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相当数量的外来词已进入汉语核心词语，如“迪斯科”（disco）、“咖啡”（coffee）、“比基尼”（bikini）、“厄尔尼诺”（El Nino）、“尼古丁”（nicotine）、“荷尔蒙”（hormone）、“纳斯达克”（NASDAQ）、“沙龙”（salon）等。音译法以“拿来主义”的气魄，大量、迅速地将新科技、新产品引进中国。 音译外来词时绝大多数是纯粹的拟音处理，作为非表音语言的汉语，在引进或接受外来词时总表现出相当强的自主性，首先表现为对源语语音的处理。英汉语言的语音系统差别，不仅反映在两种语言的音位上，还反映在音位的组合模式——音节上（王卉，2007）。英语有46个音位，而汉语只有34个音位，因此在汉化翻译时只能以相似音位对译。典型的情况是/v/汉化为/u/或/f/，/θ/汉化为/s/，如“Victoria”译为“维多利亚”，“Vaseline”译为“凡士林”，“marathon”译为“马拉松”；其次，汉语没有复辅音，不以辅音结尾（除鼻音外），像词尾轻音/t/、/d/等，一般略去不译，如“Hollywood”译为“好莱坞”，“chocolate”译为“巧克力”，“sandwich”译为”三明治”；第三，在汉化音译时，通常在结尾浊辅音后面添加/è/或/o/，在清辅音后添加元音/l/或/u/（张美景，2004），如“golf”译为“高尔夫”，“Arab”译为“阿拉伯”。 由于这类纯音译词只取其音，不取其义，所以原词的内部形式意义在其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语音转换过程中丧失殆尽，使这类词成为一种无内部形式词，各音节为纯粹的记音符号，词内各音节间未能形成进一步的语义关联，就使我们无法对其作出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描写。也就是说，我们已无法从形式上看到被译为“色拉”（salad）、“坦克”（tank）、“加仑”（gallon）等词的概念构成和其内部的言语组合规律，故被称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