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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南民歌生存形态、传播现状及发展路径【摘要】本文在详细描述了鄂南民歌的生存形态的基础上，结合传播学的经典理论，进一步阐述了鄂南民歌的传播现状，指出其存在传播主客体萎缩、传播媒介单一薄弱、传播效果有限的基本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建议。 【关键词】鄂南民歌；生存形态；传播现状；发展路径 鄂南民歌自具特色，然而在当前经济环境和传播环境都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其生存形态和传播现状无疑都受到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的诞生和冲击，对以口头传播为主的民歌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势必形成无法抗拒和逃避的挑战。在以上背景下，鄂南民歌如何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如何在新环境下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 鄂南民歌的生存形态 对民歌生存形态的描述和研究，是各个国家和地域民歌研究的基本范畴和要求，鄂南民歌也是如此。鄂南民歌经过了漫长的传承和发展过程，是咸宁地方文化积淀的结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鄂南民歌的文化类型也在悄然地发生改变。根据杨民康教授在其《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一书中的观点，按照文化变异和衍生关系可以排列出三个相对而言的文化衍生层次类型：原生、次生和再生。[1]考察鄂南民歌的实际发展情况，借助以上划分，我们把鄂南民歌的生存形态做如下描述： 其一是鄂南民歌的原生态。什么是原生态？仁智之间，莫衷一是，笔者比较赞同中国音乐学家樊祖荫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所谓原生态民歌，即是指在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自然生存的民歌。包括民歌原来的歌唱场合，民歌的词曲，歌唱主体，歌唱语言，歌唱的方式方法、表现形式与伴奏形式等”。[2]鄂南民歌的原生态，就是指那些未经任何加工改造，在日常劳动、生活和社会习俗中作为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生存形态。如在劳作耕种中用于协调用力和催工的号子、硪歌、挖山鼓和栽田歌，婚嫁过程中的哭嫁歌、铺床谣和撒帐歌，喜庆佳节时唱的灯歌，以及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情歌和儿歌等。 其二是鄂南民歌的次生形态。所谓次生形态，主要是针对生存环境而言，对此，伍国栋先生认为，“旅游景区环境”、“舞台传媒环境”、“学校教育环境”等都应当纳入“次生态环境”传承范畴。[3]就鄂南民歌而言，其次生形态就是指那些未做加工改造或者稍作改变，但是其生存环境已经脱离了原来“土生土长”的地方，走向街头广场、旅游景区、传媒舞台等环境的生存形态。具体而言，夏秋夜晚自发聚集在街头广场的居民以休闲和娱乐为目的演唱的鄂南民歌；2009年以来一年一度的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上咸宁市市政府推出的鄂南地方民歌和舞蹈表演，以及咸宁市下属各县市举办的民歌比赛，这些民歌或由民间歌手演唱或由专业的文艺演员表演，其歌唱场合和主体都与原生态不一样了。 其三是鄂南民歌的再生形态。所谓再生形态，是指由专业的音乐人根据鄂南传统民歌进行创作，并由专业的歌唱演员演唱的生存形态。与原生态相比，可以说是新旧之间的关系，因为再生形态基本脱离了原生态的要素。鄂南民歌中，那些为了宣传城市特色文化而请专业作词人和作曲人创作并交由专业的歌唱演员演唱的新民歌就属于再生形态，如许多市民熟悉的《温泉河》、《江南桂花香》、《家住牌州湾》、《大道通山》等；另外还有一些由专业的音乐人和文化名人作词作曲，但未必请专业的歌唱演员演唱的鄂南新民歌，如由乐鹏程收录在其主编的《通山民间歌曲》中的歌唱以通山为代表的鄂南地方文化的19首民歌就属于此类。 鄂南民歌的传播现状 选择以传播学的研究取向观照鄂南民歌的现状，是基于其首先是作为一种以口头传播为主的艺术形式。鄂南民歌的传唱本身就是信息的流动，其过程完全具备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传播学上经典的“拉斯韦尔模式”[4]，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所应该具备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客体以及传播效果五大要素。描述鄂南民歌的传播现状，可以参考上述模式并结合实际进行。 首先，鄂南原生态民歌传播主客体的萎缩。鄂南农村的民众就是鄂南原生态民歌的传播主体和客体，其萎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传播主客体数量的大大减少。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劳动方式的巨大改变使得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在急剧变化，人们早已适应大众传媒带来的娱乐和休闲，不仅年轻一代对民歌非常淡漠，就是老年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对民歌也在慢慢淡忘。其二是传播主体质量的下降。考察中据老人回忆，民间有很多优秀的歌手，他们不仅歌唱得好，而且一肚子歌文滚瓜烂熟，甚至能够应景对唱，出口成歌，他们是民歌的行家里手。 其次，鄂南民歌传播媒介单一薄弱。考察发现，鄂南民歌主要依靠两种方式传播：第一是口头即语言传播，这曾是鄂南民歌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不管是歌唱还是传授，都是“口口相传”。第二是文本传播。为了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上世纪80年代初，咸宁地区就开始了民间文学集成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