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民论与君主专制主义.doc

先秦民论与君主专制主义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的确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与此同时，封建统治者统治经验之丰富、应变能力之强，也是世界上所罕见的。统治者这些经验与能力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在与农民和被剥削者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不是一批经验主义者，无论他们对农民与被压迫者采取怎样的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相应的理论为指导，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民的认识。这里仅就先秦时期统治阶级对民的诸种理论与政策作一初步研究和说明。 一、关于民在政治中地位的诸种理论 民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社会地位低下而卑贱。就分散的单个的个体而言，高贵的统治者很少能把他们放在眼中。然而民的集体行动和自发运动所形成的流向，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另眼看待。敏感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更从中看到：原来自己的命运是由这些卑贱者的行动和流向决定的。先秦统治阶级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对民在政治中地位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一，神是决定一切的，民是神的从属品；二，神、民结合，由民情见神意，神依民情定存亡；三，政在得民，民的背向决定着政治兴败。 殷代的统治者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稽的最古老的统治者。在殷代，被剥削者虽然屡有反抗，但殷代统治者似乎没有受到过严重的教训。在殷代统治者眼中，民的动向虽不可忽视，如盘庚提出过“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视民利用迁”等初步的重民思想，但指导思想是放在了神上。只要诚心事神，得到上帝的保佑，便可万事大吉。所以当殷王朝面临覆灭危机，祖伊向殷纣王进言，纣王还若无其事地讲：“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然而上帝没有保住殷王的王冠，由于民众逃叛，阵前倒戈，大邦商竟被小邦周一举推翻了，民众在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了他们的威力。历史向周的统治者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上帝的权威究竟有多大?民众的力量应该怎样看?聪明的周公巧妙地把两者结合起来，在当时条件下，给了最完满的回答。在周公看来，上帝无疑仍具有无限的权威，但上帝的意志已不单单是王的意志的升华和集中，同时还要看民意。民意成了上帝的意志的指示器之一。“天畏蓒忱，民情大可见。”大意是，上帝的畏严与诚心，从民情上可以看得到。“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大意是说，如果没有使民明白事理，引导民达到安康之境，怎么能知天命呢?《泰誓》逸文把上述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根据上述道理，周公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叫做“唯命不于常”，就是说上帝之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谁有德，谁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上天就会把大命赐给他；反之，就会废弃他。周公还进一步用这个道理解释了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更替。周公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得出政治结论是：尊天、敬德、保民。这三者联为一体，循环补充。 西周后期，民众造反赶跑了周厉王，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其后，在内外交困中，赫赫的西周灭亡了。春秋是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有的国君被民众赶跑了，有的因得到民众的支持上了台，还有的因民众不合作或怠工怠战被他国灭亡了。于是具有现实感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对民在政治中的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许多人从不同的政治变动中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民的背向决定着政治的兴衰和国之存亡。楚灭了蓼、六两国，鲁臧文仲总结蓼、六灭亡的教训时指出：“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梁因民溃被秦灭掉，这件事给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楚国的尹戌在若干年后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虢国的史对民在政治中的作用概括得更为精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基于上述的认识，许多政治家与思想家，把当权者对民的政策与态度看作政治预报的信息。吴王亲和其民之时，楚国子西便指出：“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吴申胥在论述了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楚灵王各自的政策之后指出：“悦民者必胜，骄民者必败。”齐襄公为政无常，鲍叔牙预言：“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后来果然出了乱子。楚斗且批评楚王搜刮过甚，民心离散时指出：“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溃而所犯必大矣。” 由于民的重要，许多政治人物还经常把争取民众作为策略手段和角斗工具来使用。比如晋大饥，向秦求救，秦国有一派主张支援，一派反对。主张支援的子桑说：“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这里很清楚，子桑把援晋作为策略手段来使用的。一次赤狄侵晋，晋是否还击，晋内部有不同意见，中行桓子说：“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意思是纵狄之君残民，而后攻之。卫州吁为了争君位，首先“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宋公子鲍也是先施贷于民，得到民的支持，而后夺取了君位。类似情况，史不绝书。 战国时期社会震荡激烈。从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越是震荡时代，民众的力量显示得越充分。战国时期除了楚国庄起义，表面上没有震动整个社会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