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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立法隐痛及修复2012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初审。此时，距该法出台还不到5年，这在我国立法史上并不多见。耐人寻味的是，此次修法并未试图打上所有的“补丁”，而是仅仅锁定了一个问题——劳务派遣。 泛滥与变异 劳务派遣，是指劳务派遣单位分别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将劳动者派往用工单位工作，并由用工单位分别支付派遣费和劳动报酬。上世纪70年代末，劳务派遣被引入我国。到了90年代后期，劳务派遣迅速膨胀，演绎出了奇特的劳动力市场景观。 如今，劳务派遣已扩张至各行各业，其中服务、建筑、制造、运输等行业尤为集中。同时，这一用工制度不仅存在于各类企业，也寄生于大量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据全国总工会测算，2011年全国被派遣劳动者人数约3700万，已超过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规模之大、分布之广、比例之高，可以用“泛滥”一词来形容。 与泛滥伴生的是变异。2007年6月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明确限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在现实中，“三性”的底线早已被逾越。同时，目前劳务派遣已呈现出十分明显的长期化趋势。据调查，全国95%以上的派遣工派遣期限超过1年，一些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龄超过5年，甚至长达10多年。 劳务派遣的泛滥之乱，带来的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侵害之烈。 同工不同酬，是劳务派遣工最深的伤痛。尽管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但在现实中，劳务派遣工虽然从事与正式工相同甚至更为繁重的岗位，创造相似甚至更为优秀的业绩，工资收入却差了一大截，还必须接受没有年终奖、住房公积金、年休假等各项福利的不平等待遇。据全国总工会调查，30%的劳务派遣工没有福利收入，其年均收入与同岗位正式工的差距一般在2至3倍之间。 社会保险被克扣，是劳务派遣工的另一道伤痕。由于劳务派遣工的社会保险由劳务派遣公司从用人单位支付的劳务费中提取缴纳，为了减少保险费支出、追求利益最大化，许多劳务派遣公司会按非正规就业的缴费基数就低不就高缴纳，有的甚至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按低标准缴纳，再将劳动者派往发达地区工作。此外，劳务派遣工还面临着超时劳动、超强劳动、劳动环境恶劣、安全保障缺位等险境。 最近几年，因劳务派遣引发的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持续增长。然而，当劳务派遣工试图诉诸法律捍卫权益时，却发现维权之路极为艰难。 与清晰明确的传统劳动关系相比，劳务派遣存在两种劳动合同、三方劳资关系，其最大特点是“有劳动没关系、有关系没劳动”，这不仅导致劳资双方脱节和关系复杂化，也造成了法律关系的模糊和混乱。 一旦出现劳动争议，互相推诿成了一些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的惯用手法，而维权者也就陷入了“踢皮球”的困境。 被架空的法律 事实上，2007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专设了“劳务派遣”一节，在肯定其合法性的同时，也填补了法律规则的空白。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劳务派遣不仅没有因此得到有效规制，反而出现了“野蛮生长”的滥用现象。统计表明，劳务派遣工的规模正以每年15%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 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劳动合同法史无前例地加大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令资方备感压力。特别是为了稳定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明确要求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或者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续订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有要求，用人单位就应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令许多用人单位如鲠在喉。在一波“研究”、“应对”法律的潜流中，资方“高参”们很快挖掘出了一条架空法律、规避责任的捷径——劳务派遣。 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许多用人单位不仅大规模引入劳务派遣工，还玩起了“逆向派遣”的把戏。它们将大量正式职工强行转入劳务派遣公司，再派遣回本单位工作。经此腾挪，劳动者岗位未变，身份却莫名其妙地由“职工”置换成了“劳务派遣工”，用人单位不仅可以籍此大幅削减劳动者的报酬和福利，更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员工队伍，无须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担惊受怕”。一些如港务、船舶等企业为了规避 “三性”底线，还使出了将某项工作及人员整体外包的招数。从表面看这种方式不属于劳务派遣，实质却与此无异。 这些最终指向的无非是两个摆不上桌面的目的，一是降低用工成本，二是甩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包袱。经此扭曲，劳动合同法试图规制的劳务派遣，完全背离了立法原意，沦为责任的避风港、侵权的遮羞布。 旺盛的劳务派遣“需求”，也催生了劳务派遣公司的暴长，成为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又一道奇特景观。统计表明，到2010年，我国形形色色的劳务派遣单位、机构已达近3万家。鱼龙混杂的劳务派遣公司涌入这一行业，大多以逐利为目的。由于监管不力，它们巧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