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视角下农民福利制度考察.docVIP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农民福利制度考察内容摘要：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是当前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我国工业优先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城乡有别的福利制度，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构成对农民福利的多重剥夺，使城乡居民福利水平产生巨大的差异，是制约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因素。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制度重构，给予农民应有的国民待遇，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 农民福利 制度考察 制度重构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执政理念，其目的之一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促进发展的协调与均衡。本文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对农民福利制度进行考察，分析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制度根源，为实现城乡包容从制度层面进行探索。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侵蚀了农民福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为确保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从1953年开始，国家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不等价交换，使农业的积累不断地向工业转移，城乡收入分配出现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这实际上是一种追求总体经济效率而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增长路径，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仍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税收、价格等各种政策支持工业的发展，对农业仍然实行歧视性政策，以便于为工业发展快速积累资金，加快工业的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是说，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存在。1985年虽然国家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调整为合同定购，但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并没有消除。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1991年的10余年间，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资金累计仍然高达1232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20世纪90年代以后每年仍高达1000亿元以上。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严重倾斜。在长期的不平等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和农民日益贫困，农村市场消费能力逐渐下降。尽管近些年来随着农产品市场的逐步放开，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政策等一系列制度措施的实施，对农业剩余的索取程度有所降低，然而，随着农资价格的持续上涨，部分抵消了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比价复归”问题出现，“以农养工”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89年以来绝大多数年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低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始终高于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表明，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涨给农民带来的增收效益已被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明显抵消，农民的福利状况并没得到根本改善。 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构成对农民利益的双重剥夺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大量征用了农民的土地。土地是稀缺资源，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其市场价格很高。但是现行的补偿标准并不是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的，而是由政府单方面规定的。也就是说，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是通过政府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不等价交换来完成的，政府主导了土地增值的分配，并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收益。目前，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比例大体是农民仅仅能获得5%-10%，乡镇和村集体获得20%-30%，城市政府获得20%-30%，各类房地产商获得40%-50%。据统计，农村转移出去的土地收益按现行价格保守估计高达20万亿人民币。这种补偿分配的结果，没有体现出土地的市场价格，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严重偏低，剥夺了农民的应得利益。对农民而言，土地具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以货币补偿形式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没有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和生活保障，不仅意味着对未来若干年农业剩余的一次性汲取，而且意味着对土地不等价交换增值收益的大量转移，构成对农民利益的双重剥夺。 城乡有别的福利制度使农民的保障福利严重缺失与滞后 （一）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 为了优先发展工业，我国实行了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城乡分隔户籍制度的实施，使二元经济结构最终演变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全体国民被强制性地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大类，成为地位悬殊的两大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种迥然有别的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之中。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我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城乡有别的二元社会福利制度，正是这种二元社会福利制度使得城乡居民在户籍管理、就业、教育、税收、社会保障等制度上完全不同，享受两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待遇。 在户籍制度上，1958年我国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农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以此来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这种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造成公民初始机会的严重不公，使农村居民失去发展的机遇，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