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视角下股东诉讼制度.docVIP

博弈视角下股东诉讼制度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公司、股东、经营者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他们在九球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有利益冲突，而股东诉讼制度就是制衡利益对抗的制度。所谓股东诉讼制度，是指股东为维护股东合法权益或公司利益，而依法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相关法律制度的总称。股东诉讼制度作为制约控制股东、董事滥权的司法救济手段，是股东权利得以真正实现的最后屏障。股东诉讼能改变非合作博弈的格局，以外在的强制成为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作博弈的推动力。 一、股权分置与非合作博弈 “股权分置”就是“股权分别设置”，指由于早期的制度设计，只有占股票市场总量三分之一以上的社会公众股(流通股)可以上市交易，另外三分之二的国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股)暂不上市交易。股权分置与同股同价、同股同权、同股同法严重相悖，而人为地区分为两种类型的股权，一种是非流通股权，一种是流通股权，这两种不同股权的价格不同、权利不同、适用的法律也不相同。一般而言，社会公众所持的是流通股，在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只占较小比例，无法在股东大会上取得多数表决权，往往只能“用脚投票”；而国有机构以及很少一部分民有机构所持的是非流通股，在整个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占据较大比例，能够控制股东大会上的多数表决权，能“用手投票”，从而成为“控制股东”。所谓控制股东，不仅以多数股权为惟一认定标准，一般认为，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获取经济利益或者避免、减少损失，即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能直接或者间接地进行控制的股东就是控制股东。 “股权分置”是我国股市由于国有股独大而形成的一个“契约安排”。从法理学上来看，这个契约安排是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不可谈判型契约”或称“附合型契约”，通俗点说，就是“霸王契约”，是契约双方由于地位不平等而致的产物。处于弱势地位的流通股股东只能被动地接受，只能对处于强势地位的非流通股股东已经单方面决定的“霸王契约”进行“附合”，要么接受，要么走开，(Take it，or Leave it)，而没有进行谈判、改变契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种契约具有明显的“不可谈判性”。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不可能订立有约束力的协议，控制股东完全有能力从自己的个体理性出发，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无须考虑中小股东的策略和反应。在非合作博弈情况下，上市公司通过高溢价发行股份(包括首发、配股、增发等)，使控制股东获得巨大的收益。控制股东利用手中的非流通股，以极低的价格(常常是流通股股价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就能轻易地取得对上市公司的控股权。不仅如此，控股股东以如此低的成本取得之后，还在利益分配上享受着特权；更严重的是，控制股东还利用自己对股东大会的控制，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全套机构都变成自己的“内部人控制”，从而为这些上市公司的高管滋生“道德风险”提供了“制度温床”。 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约翰“只要市场不透明，对少数股东的保护又几乎不存在，剥夺财富就比创造财富要容易而且有利可图得多。”中国的上市公司普遍出现了控制股东侵占上市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现象，上市公司成为控制股东和经营者的“提款机”。从法理学的视角分析，股权分置实际上就是中国“股市契约”中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条款。它已经成为社会公众投资于中国股市的一个基本前提，社会公众对于流通股的投资收益的一切预期，都是建立在这一契约基础条款之上的。为解决中国股市这一体制性风险，2005年中国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指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安排和变更，改变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交易，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交易的状况，使用权暂不上市交易的股份(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股东诉讼与合作博弈 股权分置改革只是还公司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同股同法的本来面目，使大家重新回到一个起跑线上，并不能解决控制股东和高管的违法问题。权利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得到法律的救济，“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由于原有诉讼机制的不足，因控制股东、高管违法导致权益受损的小股东，很难通过法律途径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另外，执法激励不足，控股股东、高管的违法成本太低，不足以给其构成威慑。2005年5月下旬，小股东李凯一纸诉状将莲花味精及其大股东莲花集团告诉至法院。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经过讨论后，认为此案符合立案条件，当天就予以受理，并在7月8日开庭审理。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第一例小股东诉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侵权纠纷案的原告，李凯说，我要让大股东明白，中小股东不是任人宰割的，他们不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允许股票下跌，但我们不能忍受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 股东诉讼制度的构建，能改变非合作博弈的格局。对于控制股东和高管形成强大的外在压力，其对不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迫使其不得不谨慎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