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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构建科学矫正评估体系思索构建矫正评估体系，提高受刑人矫正质量既是一个老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新话题，从新中国成立，虽然未明确提出受刑人矫正质量的概念，但在特殊政治年度的泛政治工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提高受刑人矫正质量的可能，甚至一些数据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具有领先水平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冷静的看到，长期以来监狱工作突出强调专政的性质，更习惯于在政治的范畴下开展工作，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受刑人的构成与特征出现诸多新趋势的当代中国，把对受刑人的矫正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与技术科学相结合的理论体系，不但要在基础理论认识有革新，更要在技术与操作层面取得突破。 受刑人矫正质量评估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无论是李斯特的”马堡计划”还是美国的“马丁森炸弹”，都在不同时期对监狱的矫正工作提出了拷问与质疑，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矫正质量评估体系依旧是当今世界监狱行刑的重要工作与未解难题。 长期以来，对受刑人矫正与重新犯罪的关系，在学术界颇有争议，但社会往往单一的认为重新犯罪的犯罪人监狱应当负有主要责任，监狱矫正的重新犯罪率高低往往成为公众评价监狱工作的主要依据，这也正是“首要标准”提出的内在法理，在这个标准提出以后，很多干警表示了压力与不理解，认为重新犯罪的原因与犯罪一样，其实取决于多种相互关联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对重新犯罪，监狱应当负有一定责任，但绝对不是全部责任。 构建科学矫正质量评估体系，是指监狱借助有关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如社会学、犯罪学、心理学、法学等，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受刑人矫正质量的量化进行评价与估量。构建一个崭新的矫正评估体系，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以国家为导向，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在长时间调研与取样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对该体系的精细化研究，也许是笔者一生的工作追求。但就该评估体系的大致框架，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前提是注重分类与处遇 受刑人矫正质量问题实际就是要降低重新犯罪率。但是关于重新犯罪率对监狱工作的评价，在西方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假释的扩大、受刑人权利的保障并不能遏制社会的犯罪率，于是人们又重新的审视威慑和报应在监狱的实践与恢复（新古典主义），但这些都不能动摇与改变“矫正”在行刑中的地位与作用。应该说，受刑人分类既是一种认识，又是一个过程，同时一种矫正方式。其经历了文字和印象阶段、临床和理论性阶段和综合性的定量阶段。显然，在对受刑人分类的过程中，各类专家的参与，如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等，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从而制定受刑人个体针对性强的分类建议以及相应的个性化矫正方案，并随时跟踪调查，调整补充。分类的实质是依据受刑人的矫正表现给予不同的处遇，实施不同的矫正方案。在发达国家，受刑人的分类同时还体现在不同的关押等级，高警戒度监狱与低警戒度监狱所变现出的管理模式、矫正方案、关押人群都是具有较大差异的，而这些都需要受刑人自身努力以及科学的测评手段。在我国，受刑人的分类还处在一个很粗糙的阶段，既无相应的分类机构，也缺乏相应的警戒等级与矫正计划；应该说，对受刑人科学的分类是一个国家监狱是否实行科学管理的前提，也是我们开展矫正评估与个别矫正方案的前提。 二、关键是实现受刑人的人身危险性评估 危险性评估是指受刑人在服刑期间可能给监狱管理乃至社会安全造成的潜在威胁，也包括受刑人自身带来的影响较重和正常生活的不确定状态。前者如受刑人的脱逃、行凶、故意伤害、劫持人质等暴力性其倾向；后者比如受刑人的绝食、自伤自残、自杀等倾向。因此，无论是从保障监狱的安全出发，还是从对受刑人本身的服刑矫正计划有效实施而言，对受刑人实施科学合理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是我们开展矫正工作的关键；既要在入监初期就对受刑人的危险性进行评估，也要在服刑期间对危险性明显的受刑人进行必要的鉴定。 危险性评估的依据应当是犯罪心理恶化程度，同样的杀人行为，以虐待、碎尸方法的犯罪人危险性就明显高于过失的杀人。目前在网络出现的诸如虐杀动物的行为也能表现出这种犯罪心理的恶化，如果面临同样的犯罪诱惑，犯罪心理恶化度较高的就更容易表现出犯罪倾向，在作案过程中，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远大于普通犯罪人。犯罪行为所体现的不同犯罪类型也是危险性评估的重要依据，比如暴力犯的危险性就远高于智力犯罪人。其它还应考虑的还有诸如刑期长短、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经济状况、成长经历等因素。 目前我国监狱行刑实践中零散的也有对受刑人的危险性评估，比如我们经常召开的狱犯情分析会、顽危犯的认定等等；但这些都并没有科学合理的分析工具，多是靠警察的主观感受以及受刑人的言行表现，在评估的过程中难免有所偏颇。 受刑人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是实现受刑人矫正质量的关键条件，二者具有重要的关联性。 三、重点是针对每个受刑人的个别化矫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