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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野下 《三峡好人》[摘要] 贾樟柯在影片《三峡好人》中无论是对麻么妹与船老大的婚姻，还是对沈红与郭斌婚姻的处理，都没有正视到她们作为女性的真实感受，麻么妹也好沈红也好，他们或是被当作“物”被买卖，或是漫长的寂寞与无望的等待，在男人面前都始终表现得镇定自若、安分守己，却看不出她们作为人应有的任何痛苦，这正是男权主义思想的体现：女性是听话的，温驯的羔羊，可以仍由男性任意摆布。 [关键词] 《三峡好人》 麻么妹 沈红 女性主义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15.022 电影讲述了两个互不相交但都是有关寻找的故事：一个是山西汾阳煤矿工人韩三明来四川奉节寻找他离去十六年的妻子和女儿的故事，一个是山西汾阳护士沈红来四川奉节寻找她两年来杳无音信的丈夫郭斌的故事。在这两个故事中，涉及到两个主要女性人物——麻么妹和沈红，他们的形象令人深思，据笔者收集的资料来看，目前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她们的悲剧命运这一表现，笔者认为她们是男性导演视野下的理想女人形象，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自身的书写。在当今社会，我们主张社会和谐发展，倡导男女平等，男性就应尊重并聆听女性自身真实的声音，而非歪曲她们内心真实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家庭及性生活选择等方面都具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在观看《三峡好人》后，却发现影片中麻么妹和沈红都是男权中心主义笼罩下的女性群体。导演贾樟柯用以观察女性的眼光，显然是男性社会的，他对麻么妹和沈红形象的塑造都充分显示出他的男权立场。不论是他对麻么妹悲惨命运的同情，还是对沈红主动提出离婚行为的赞美，都可以看出贾樟柯的男性叙事视角和男权叙事痕迹。文章将从服从女性和自尊女性两个方面展开论证。 一、服从女性 影片中一方面，麻么妹是被韩三明十六年来日夜思念、渴望团聚的妻子，为了能与她再次相聚，韩三明在发生矿难的时候，他坚强地活下来了，在那时，麻么妹成为了他人生的精神支柱，十六年来韩三明全然不顾挖煤工作的艰辛与危险，为的是能攒足了盘缠前来寻找她，至此，撇开麻么妹与他是强扭的瓜这个事实不看，作为观众我们可能会认为，麻么妹是幸福的，因为韩三明对她的爱，是真实的爱，是靠得住的爱，韩三明是她生命中能厮守一辈子的那个人。这是发生在麻么妹身上我们能为她庆幸的一点了。但影片所反映的她的生活现状，更多的是引起我们对她的同情和怜悯，作为女性，我们内心为之哭泣。因为作为活生生的一个人，麻么妹却被当作商品一样被卖给了韩三明做老婆，无奈之下怀上小孩，有幸的是不久后，被公安解救回去，此后，麻么妹命运并没有得到好转，因为尽管她逃脱了买卖婚姻，但没有逃脱父权社会对女性要求“三从四德”这一缰绳，麻么妹被自己的亲哥当作商品一样以三万块钱抵押给了老头船老大，十六年来她毫无怨言地跟着船老大一年四季跑船。在整个影片中，麻么妹都是老实、少语、服从的女性形象。这就是男性导演贾樟柯视野下的女性，在他的眼中女性应具有“三从四德”的品格，完全服从哥哥的意愿嫁给船老大，对自己与船老大毫无感情的婚姻没有任何的怨言，这种叙事视角就是典型的男性叙事视角，认为女性服从男性是她们与生俱来的天职。然而，作为人类社会两大性别之一——女性，也有自己的自由和思想意识。就麻么妹而言，作为一个正常的有意识的女性，她也有着对自身幸福的追求，而非甘愿任人摆布，对于哥哥把她抵押给船老大的行为，她内心肯定极度不满，且会做出强烈的反抗行为，这才是女性发自肺腑的真实声音。 二、自尊女性 与麻么妹相比，沈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算得上是一名中层阶级妇女，在婚姻上，她与丈夫是自由恋爱结婚。在导演的安排之下，她是一名在家独守空房等待在外挣钱丈夫归来的好女人，两年来，尽管丈夫从来没有给她打电话，也从不关心她，尽管得知丈夫现在的电话已是8位数字了，自己手里的丈夫电话还是7位数字她都毫无怨言，几经曲折见到丈夫之后，丈夫面对她的突然到来，责备地说：“你怎么来了？”及和她逢场作戏式的跳舞，她都没有表现常人应有的极度的愤怒和不满的情绪，相反，她却心平气和地对郭斌说：“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我们知道这是沈红与丈夫离婚的借口而已。可见，沈红对丈夫的百般谦让，面对丈夫的出轨，她都可以默默地忍受。导演对沈红这种无限等待、无性无爱婚姻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没有丝毫的同情和理解，反而让沈红以自己有心上人首先提出离婚，这无非是使得离婚的男性更容易解脱和推脱责任，这正是影片男权主义思想的体现，男性在外花天酒地，抛弃糟糠之妻，不想担负任何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婚姻的责任、对配偶的责任。对此，评论界一些人士认为沈红主动提出分手是因为她想以此来赢得自己的尊严。在笔者看来，沈红主动提出分手远非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么简单，而是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