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想过一个不正常生活.docVIP

我特别想过一个不正常生活程昕东的“不正常”其实挺“闹腾”的,用这个词汇形容成熟男人不太贴切,但他的闹腾从青春飞扬的学生时代就开始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中国当代艺术群展正在哈瓦那的古巴国家美术馆进行,展览云集了常徐功、岳敏君、方力钧、展望、钟飙、俸正杰、祁志龙等36位中国极具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的近40件作品,背后的策展人正是程昕东。 这个叫做“北京-哈瓦那――新中国当代艺术革命”的展览从2009年10月30日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30日,程昕东毫不掩饰它在古巴取得的巨大轰动,“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在古巴影响最大的中国当代艺术群展,它的国家电视台,包括党报滚动式报道这个事情,连当地人也觉得不可思议。” 在程昕东的记忆里,这个国家有一首歌叫《美丽的哈瓦那》,有一群颇具浪漫情怀的革命家叫卡斯特罗、叫切,它们散发着巨大的诱惑力,召唤着大洋那头的人们。程昕东说,这是两个曾经有点熟悉,其实还很陌生的国家, 只是几十年前,因为革命的原因把这两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拉到了同一条战线上,所以更需要了解和交流。 程昕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法国的第一人,早已不满足在传统的与当代艺术关系密切的欧美国家交流,他要将自己“流动的美术馆”延伸到全世界,所以从2007年开始,已经把自己的视线转向莫斯科和雅典,“我们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以把自己的工作放到全世界去做应该更有意思,让它能在全世界流动,也把国外的东西带到中国,一直处于在互动的状态。” 程昕东1963年出生于浙江安吉,举止优雅,亲切细腻,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上没有半点尘埃,对你的任何提问始终保持微笑,说话也似柔风细雨,地道的江南印象;另一面,在北京单调的冬季里,在黑色包裹的风衣下,程昕东还着了件紫色的衬衫,据说,尤其在人多的派对上,他往往着装最艳,兴致最高,酒量最好,舞姿最狂放,是有名的派对王子。 时光倒回30年,程昕东的大学时代,他笑着承认,那时候已经是魅力无限的“风云学长”,办朦胧诗社、开舞会、搞讲座,身兼学生会副主席、文体部长、田径队大队长,校团委委员、系团委委员、班长,还是预备党员;跟着全国一起学习follow me,看各种存在主义小说、西方哲学论著,甚至跟学校抗争,要求不能在晚上10点就熄灯,只为了多看一会儿书,“我们真的是如饥似渴拼命看书,去想象一个未来。”程昕东形容自己的大学就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在那个资讯有限的年代,只能通过文学、书籍等手段来获得想象,“从那时候开始受到启蒙以后的自我觉醒。” 不过程昕东的大学跟他现在从事的行业没有一点关系。“我们没有选择,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是随着国家洪流不断地发生改变,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中国人都是被卷着的状态,我们的成长还好赶到了这种状态的末尾。”程昕东从小就属于那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生干部,热衷各种文体活动,也是一名忠诚的红小兵,会背着红缨枪上街游行、跳忠字舞。等上高中的时候,国家开始教育改革,宣布恢复高考,从读书无用论,到能进大学深造,巨大的反差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能理解的,“小时候都是当红小兵,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到后来要幻想当科学家,要成为以前批判的对象,所以中国人没有办法去设计未来。”程昕东没有设计未来,高二的时候开始文理分班,理由只是理科好的到理科班,剩下的都是文科班,程昕东就因为数理化出色进了理科班;大学报志愿的时候,父母也不想孩子离家太远,所以,1981年程昕东走进了浙江工业大学分析化学的课堂。 上大学干什么,不知道,是不是要当工程师,没想过,程昕东说那时候能念大学已经只剩下兴奋了,“最起码可以改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前是不自觉的,现在可能年龄也到了新的时期,开始个人真正的独立思考。”一年后,程昕东决心改专业,不过在那时候的大学,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也好,他把精力也就全放在了办诗社、开舞会、搞讲座这些事情上来。但很快,1983年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疾风暴雨般席卷全国,虽然时间很短,程昕东却成为全校唯一被点名批判的学生,身上所有学生干部都被撤了,预备党员也被撤销,“就这样从以前一个红学生,变成一个加引号的坏学生了,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岁的程昕东认为自己只是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自由,到头来还是一片迷茫。 20世纪80年代,普通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以选,红路是入团入党,当干部当领导;黑色的路就是读各种学位,那时候已经开始出国留学的潮流,因为学位帽是黑的就叫黑路;还有一条黄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去当个体户或者乡镇企业的小厂长什么的。原来金光灿烂的红色大道程昕东是走不了了,继续读书成为他唯一的选择,所以到一家制药厂干了2年后,程昕东考到了西安做研究生。程昕东说,他要去中国第一个帝王诞生的地方看中国的历史,“我们那时候都没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