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坚定超级立宪派.doc

梁启超:坚定超级立宪派光绪二十五年（1899），梁启超写了《各国宪法异同论》发表在《清议报》上。此时，距戊戌政变发生不足一年，梁启超流亡日本亦不久，严复所翻译之《群己权界论》尚未发表。在中国，即使知识界，对宪法、宪政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一无所知。所以，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在一般意义上普及了关于宪法和宪政的知识，同时，也在总结百日维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新的政治改革的目标。 一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实行立宪的时机已经到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发表了《立宪法议》一文，向清政府提出了六条建议，恳请皇上昭告天下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他认为，中国的立宪可以经过以下几个步骤：派重臣出洋考察、成立立法局，草定宪法、向国民解释和宣传各国宪法的相关知识、公布宪法草案，请全国士民展开讨论，并由全民公决。他预测这个时间需要20年。不管这个时间表是长是短，他一再提醒大家，由于日本已经“得风气之先”，顺应时势，实行立宪，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中国要迎头赶上，则不能不将立宪作为当务之急，“须臾不可缓”。 他总结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所以失败的原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忽略了从制宪入手。他说：“日本之实行宪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颁布宪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创宪法也，在明治五年。当其草创之始，特派大臣五人，游历欧洲，考察各国宪法之异同，斟酌其得失，既归而后开局以制作之。”他希望清政府也能像日本这样，将立宪确定为基本国策，并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终有一天，中国也将以君主立宪国的新面目出现在东方。 五年后，他的这套方案终于被清政府采纳。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决定派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显然是在梁启超的启发下做出的重大决策。有意思的是，这时的梁启超，其实是个清政府悬赏十万两白银通缉的“大逆不道”的罪犯。 立宪非止一种，有君主立宪，也有民主立宪，前者以英、日为代表，后者以法、美为代表。梁看到，“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而君主立宪就不同了，以英国为例，“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而岂有佥壬得乘隙以为奸者乎？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岂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于其间者乎？且君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者乎？” 也就是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杜绝了野心家、阴谋家的权力欲望，并将每个人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防止出现国家权力集于一身的情况，不必因权力的更迭而引发动乱或流血冲突，国民的诉求和疾苦也有了伸张和落实的机会，从而使民怨得以化解。 于是他得出结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而且是“永绝乱萌之政体也”。他希望当权者能看清时势，实行立宪，这样才能使国家走上独立富强之路，免除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二 实际上，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前的几年里，梁启超一直在民间进行宪政的启蒙与宣传。光绪28年（1902），他写了《论立法权》、《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文章。 同一年，他还创作了晚清第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当时便有人指出，这篇所谓小说，纯是梁启超为了阐发他的宪政理想和见解，穿插几个人物于其间。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正是黄克强与李去病关于政见的长篇辩论，整个第三回，1.6万余字，只写这一件事，翻来覆去的辩驳，你来我往，44次，在小说写作中也算作“至是而极”了。 所以，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请梁启超代为起草考察宪政的报告，以及奏请立宪、赦免党人和请定国是的奏折，可谓找对了人。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给徐佛苏的一封信中透露了这个绝大的秘密： “尔来送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 任公此信未记日期，徐佛苏多年后追记为“乙巳年”，即1905年,应该属于误记。不过，请一位流亡海外的朝廷要犯起草给朝廷的奏折，这样的奇闻恐怕只能发生在清末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很显然，梁并不相信中国的立宪可以一蹴而就。他始终认为，中国的立宪应该有步骤地进行，既然日本前后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那么，“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这是因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在这里，制度建设和思想启蒙，应该表现为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