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NGO-草根无力VS百花争春.docVIP

沪港NGO:草根无力VS百花争春香港的华人社团和教会事业自1970年代后开始职业化，出现了大量NGO。1990年代后，香港NGO走上了专业化发展道路。近10年来，政府紧缩社会福利开支，影响了香港社福界的服务质素。 相比之下，上海NGO行业呈现“政府性非政府组织”主导的格局，境外NGO向其积极靠拢，体制内不同NGO分碗吃饭、旱涝保收。而在体制外，草根NGO明显资源不足，加之城乡互动乏力，影响到了NGO事业的创业、创新与长足发展。 策划/主持：《沪港经济》执行总编唐晔 嘉宾 李杨：学者，上海资深财经评论员，供职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L） 卫裕峰：香港理财专家。以下简称（W） 上海NGO：“官民外”三重天 上海城乡社团组织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民国时期，NGO的规模、管理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1978年之后，沪上NGO有复苏之势。虽然与北京等地相比少了奋争的激情，上海仍不失为NGO内地重镇，也是境外NGO的根据地之一。遗憾的是，调查显示，上海草根NGO 多处于“亚健康”状态，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举步维艰。 民国的“自然繁荣期” NGO有多种定义？历史上，在上海曾有过怎样的社团组织？ L ：NGO定义有宽有严。NGO通常有几个属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志愿性和公益性。内地NGO包括了在民政系统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以及工商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城市社区群团组织、农村基层民间组织、境外在华NGO等。 历史上，基于“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村民自治体系是乡村社团组织和传统帮会的滋生土壤。随移民迁入城市的同乡组织及传统帮会有着鲜明的地域化特征，不同程度地依附于官僚阶层，构成了城市居民社团的雏形。 上海很早就有多种形式的城市社团，晚清会馆、公所就是其平台。始于客籍同乡组织的公所，一般设有义家、丙舍、庙堂等，具有较多社会、经济功能，从同业自治角度厘定行规、化解纠纷、扶危救困等。著名的四明公所公案，就是在沪的宁波同乡会，数次与法租界公董局正面冲突并迫使其妥协，体现了晚清社团组织的影响力。 民国时期，上海的NGO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L ：上海居民的自主、自救意识觉醒，导致NGO层出不穷。1904年，上海成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NGO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在民国时期，各类市民自治系统始终存在，即便在汪伪政权下也未遭到全面打击。随着抗战爆发，市民自治体系成为团结抗战的重要力量，一时间社团组织风起云涌，极具活力。这一个阶段，可谓上海NGO的“自然繁荣期”。 据统计，1936年上海工商同业公会总数达236 个，其管理达到了相当严密的程度。比如，上海调味品工业同业公会认为：“按同业公会中一般违章会员之最终目的，即在开除其名及斥其出会，冀脱离羁绊。如是则适足以遂其初意。故拟将重则除名出会一项加以修改……”上海总商会对楼市、金融、政治问题多有出面，俨然成为市民社会的舆论领袖。 在民国的上海，境外NGO同样很容易开展工作，多以教会组织或有教会背景的NGO如基金会等活动为主，公共卫生、教育、文化交流等更是多有实体。从仁济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同仁医院、瑞金医院、肿瘤医院、红房子医院等的前身，到圣约翰、沪江、震旦大学，很多公益项目存续至今。 沉默期：民主党派硕果仅存 1949年之后，内地有何社团组织行使NGO职能？ L ：在1949～1978这个阶段可谓NGO发展的“沉默期”。不光是上海，整个内地社团组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鲜有留存。知识分子扎堆的上海，在这个“沉默期”最大的特点是，民主党派保留了非政府组织的部分功能，成为尚能持续运作的合法社会组织。 这些组织在特定的人群中进行招募。比如说，民盟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民进主要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准行业性社团组织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在这个阶段，上海的基层组织状况如何？ L ：民主党派聚集于“北上广”，乡村NGO组织逐步消亡，是1949年后乡绅体制被摧毁的自然结果。回首电影《武训传》，支持武训办义学（教育NGO）的最重要力量就是儒家乡绅。这个阶层被以“土豪劣绅”的名义镇压后，乡村NGO丧失了传统伦理和文化知识的背景。上海本来就是中心城市带动郊区农村，NGO力量的城乡间互动被割断，乡村可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1949年后在上海市区，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管理居委会，权力不断强化，居委会平台好比“强酸性土壤”，抑制了草根NGO的发育。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环保等主题：境外NGO 切入点 1978年之后，上海以至内地的NGO如何演进？ L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等地的NGO有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