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明多元走向.doc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1 (2008-04-29 19:22:59)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裂变 在史家“习以为常”的观念中，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混乱的悲剧时代，在长达400余年的分裂战乱中，“将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马克思：《中国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版，第137页）：魏、蜀、吴三国鼎立开起端；西晋的短期统一继其后；继之是东晋和十六国的对立；再继之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宋、齐、梁、陈的对立。公元589年，隋的统一才使得南北一统。 1、动乱时世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使得衰弱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紧接着三国时期的军阀割据、西晋的“八王之乱”和北方的游牧民族象潮水般涌入中原，“大王旗”在刀光剑影中不停地更换。在这规模浩大的历史震动之中，文化所赖以植根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东汉中后期豪族地主实力，在是时的宦官专权、外戚专权的混乱政治中膨胀起来了，终于导致了东汉王朝的瓦解。 2）伴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两汉时期集权式的封建经济全然瘫痪，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却在战乱中发展起来。 3）在分裂战乱中庄园经济的独立发展，使得世家大族经济实力雄厚，为其参与政治、操纵政权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4）士族门阀地主通过“九品官人法”获得了参预政治的特权，终于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格局。 5）“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格局，势必造成政治权力对学术干预的弱化，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造成契机。 6）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深刻地影响了世家大族的审美意识——追求较为纯粹的精神上的愉悦，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破碎了，“儒学独尊”的文化模式崩解了，传统价值的权威失坠了，整个社会大千人众的“思维”都在“世事无常”的哀叹中趋向错乱。战乱时世所导致的生命危机感时刻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敏感的文化人有“人生几何”的咏叹，普通民众则把“怨苦哀愁”灌注民歌俚谣之中。动乱时世中的“文化”充满了苍凉悲怅之感。 2、儒学式微 伴随着东汉王朝的瓦解，两汉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儒学的危机，率先表现在经学的失落上。经学，在儒术独尊的两汉无疑具有“国宪”的地位，尤其是在两汉统治者将经学研究与官禄结合起来的情况下，广大士人更是“糜然向风”、“咸资经术”。但是到了魏晋时期，不仅一般士子“穷经”志趣大为低落，而且上层统治者对此也不以为然。甘露元年夏四月，曹髦巡视太学，以经学中的一系列自相矛盾之处反复诘难经师，使得那些经师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曹髦对“孔子之学”的犀利质疑，生动地显示了统治者对经学的价值取向的转移，显示了经学的巨大失落。 儒学的危机，还表现在“名教”的失落上。“名教”，即儒家提倡的“名分教化”，也可称之为“礼教”。“礼教”既是儒学体系中至关紧要的主要内容，也是古代社会特有的道德文化形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儒学式微同步的是，“名教”也陷入了深刻的失落之中。 首先，“名教”的失落，表现在“名教”所倡导的“君臣父子”理论遭遇了严厉的“责难”。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提出了“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的命题，这无疑是对“君臣”理论的尖锐责难。孔夫子的二十世裔孙孔融，对“父子”理论予以了尖锐抨击，指出了“子女”不过是父母“情欲”的产物，因此，子女没有“孝顺”父母的义务。另外，礼教对妇女的“妇德”、“妇言”的种种规定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毁损。 其次，“名教”的失落，还表现在名教所倡导的“六经礼律”遭受到了尖锐的批判：“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反抑引，主从欲，名教所倡导的道德哲学被否定了，必然会引发对名教纲常、礼仪程式的破毁，于是在一些士人当中便产生了“背礼叛教”、“动违礼法”的行为，阮籍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世说新语·任诞》）。于是，士人当中不少人提倡“非道德化”的“任性放达”：阮籍痛哭素不相识的邻家女而醉卧酒保妇侧，甚至在士人的任性放达中还沦为追求感官刺激的“低级放达”——“逮晋之初，竟以裸裎为高”（裎，音cheng,脱衣裸体）。 第三，名教的失落，还表现在对束缚妇女自由的“妇德”、“妇言”的毁损上。所谓“妇德”，就是在《女诫》中所规定的“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妇德也”。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南朝妇女公开“游山玩水、吹拉弹唱、饮酒谈玄”（参见《世说新语·贤媛》），北朝妇女也抛头露面主持家务：“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讼。”（《颜氏家训·治家》）不仅如此，一些贵族妇女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