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冲突中农民工维权选择相关性因素分析-中国社会学网.pdf

劳资冲突中农民工维权选择相关性因素分析 杨正喜 [摘要]当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产生纠纷时，农民工会选择向劳动部门投诉、劳动争议诉讼 甚至是堵厂堵路等多种方式。相关调研显示，教育程度、年龄大小、收入高低行业、企业类 型、企业规模等会影响农民工维权选择。教育程度、年龄大小以及收入高低与选择劳动仲裁 及劳动争议诉讼等制度化维权方式呈正相关关系。而行业、企业类型和企业规模则与农民工 选择堵厂堵路等集体行动具有一定的关联关系。 [关键词]劳资冲突 农民工 维权选择 相关性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在现代化发展中工业化、 城市化却表现为一种失衡状态，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推动了工业化快速增 长，受城乡二元分割的影响，这些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完成城市化，从而表现 出“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现象，农民工问题凸显。由于体制性排斥以及在劳资关系中 天然弱势，使得农民工总是成为受伤害的对象。虽然国家提供了完整的法制化权利救济途径， 但仍有不少农民工越过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以一些非法制化、非理性形式来维护自身权利， 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自救式犯罪维权如杀害老板、自杀或以死抗争以及群体性维权、抗争 如集体堵厂、堵路、静坐等。按照著名学者徐昕的观点，农民工权利救济的逻辑是一个逐步 升级的过程：从公力救济转向私力救济；从交涉到强制；从攻击型私力救济到自损型私力救 济；从协商到冲突到暴力攻击直至违法犯罪；从自残到自杀姿态到真实自杀。农民工为权利 而自杀缘由何在？背景原因是社会严重不公；直接原因是权利不能获得适当救济：一是公力 救济的成本太高，耗时过长；二是程序繁琐，法律复杂；三是公力救济的实效性不足；四是 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能力较弱。[1] P255—305邢朝国研究表明，农民工纠纷解决方式 有四种：忍着、自己找对方解决、通过第三方解决、诉诸法律途径。农民工诉诸或回避法律 的原因的因素有法律知识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权利意识、对法律功能的认知以及对人情与 法关系的认知。[2]P76-80蔡禾认为，从整体上讲，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对劳动法的认知水 平、社会网络规模和企业集体宿舍制度对其利益抗争行为有影响。但是在投诉和集体行动的 方式选择上，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别，教育和网络对投诉有更显著的影响，企业集体宿舍制度 对集体行动有更显著影响，但企业所有制对减少农民工在企业外部展开利益抗争，或者在引 导农民工用体制内方式解决利益纠纷问题上没有显著性影响。[3] P139-161 从现实来看，虽然以法律的名义是农民工维权利剑，但过激或极端的维权受欢迎程度似 乎远远超出了法律的空间。珠三角每年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有几十 起，小的冲突更是层出不穷，普通的劳动争议案件日渐转化为社会问题。2003 年以来，广 152 东省 30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宗数和参与人数，分别以年均 10.6％和22 ％的幅度增长。现阶 段维权机制因法制不完善、监察机制不健全而依然处于缺失状态，这意味着农民工权益受损 [4]农民工过激行动引发不少社会矛盾，并日渐成为现阶段新的社 后的社会风险在高速积累。 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一旦政府控制力下降，经济衰退，矛盾激化下的集体行动 就很可能形成社会运动，引发社会动乱，导致整个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混乱。摆在我 们面前的问题是，虽然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行动几成常态，但并非所有农民工都会选择非制 度化维权行动，或者说农民工选择过激维权行动，其主体是否有年龄、学历、行业等方面的 共性？哪些因素会对其维权方式选择上产生影响？显然相关研究还没有完全厘清农民工维 权行动主体特征，如果我们能发现其中的共性，对我们寻找到解决方案是有意义的。 二、劳资冲突中农民工维权选择 1．调查样本情况 为了解农民工维权的意识与态度, 考察农民工的维权方式，是否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