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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内涵及要求摘要：甘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省召开，为全省人民的奋斗指明了方向树立了信心，提出了“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命题更是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使命所系。深入理解和领会“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内涵是我们能否实现目标的前提，同时思考和明确“幸福美好新甘肃”的最低要求也至关重要。本文从王三运书记全省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入手，多角度解析“幸福”的内涵，梳理了“建设幸福”理念的提出和发展，提出了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最低要求。 关键词：幸福美好新甘肃 内涵 要求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12年4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甘肃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代表中共甘肃省十一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 为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各族人民凝心聚力、抢抓机遇、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观、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大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努力建设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民族共同发展、生态绿色持续发展的幸福美好新甘肃。 “必须牢牢把握的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望和使命的重托……”，“报告提出的一项重大使命，既是甘肃跨越发展的需要，也是陇原人民美好的希望。” 通过认真学习报告，个人体会很深，报告立意深远、内涵丰富，为未来一个时期内甘肃省社会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指针，通过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民族共同发展、生态绿色持续发展四个发展要求，最终目标是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在学习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幸福美好”的内涵是什么、何谓“新甘肃”、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有哪些要求。 二、“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内涵 1.幸福的含义 心理学认为，幸福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 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对幸福的测量一直是该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探究建设幸福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对于幸福的测量主要有幸福感指数和幸福量表两种方法。幸福感指数是测试被试目前体验到的幸福感的工具，由美国心理学者A.坎贝尔等人1976年编制，分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部分。总体情感指数由与被试生活质量有关的8个项目组成，从不同角度描述情感的内涵；生活满意度指数仅有一项。幸福量表亦称“Paychap调查表”，是一种评鉴一般人的快乐感的工具，目的是评价一项快乐技巧的训练效果，美国心理学家福代斯1986年编制。除测得总分外，还能测量4个因子分：（1）已获得的快乐感；（2）快乐性格；（3）快乐态度与价值观；（4）快乐的生活方式。 2.“建设幸福”理念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首次注意到：只要超出某个限度，绝对收入对幸福就几乎没有影响；对一个国家而言，经济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这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均出现了这种“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一次被关注。 根据盖洛普公司自1994年开始在中国进行的消费者调查，在1994年—2004年的十年间，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先升后降，与GDP的增长变化并不同步。这从实证方面印证了“幸福悖论”现象，它引起了人们对经济与幸福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第一，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而是呈倒U形曲线。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临界收入水平，在达到临界值以前，收入增长对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而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值，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幸福水平或无效或效果很小，甚至有反作用。第二，经济因素虽然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如果过分关注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甚至牺牲了其他许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比如亲情、友情、健康、环境等等，是大大有损人的整体幸福感的。第三，相对收入水平比绝对收入水平更能影响人的幸福感。因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常有一种心理倾向，就是把自己的收入跟他人相比较，比较的结果能够反映出个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幸福水平。 实际上，不仅仅是在经济收入方面有社会比较的存在，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政治待遇、生活环境、文化程度等方面也一样有社会比较。所以，消除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合理差距就成为保障国民幸福的一个必要措施。从而逐渐引发了政府应该理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争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生活的更好，而不是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 “建设幸福”的理念在我国被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