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烟和英美 早期工业化.docVIP

煤烟和英美 早期工业化对于早期工业国而言，煤炭作为新能源在其经济快车中的应用，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工业化修成正果的欢欣，还包括人居环境受困于煤烟污染的苦恼。因煤烟而起的浓雾，使西方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路线不免扭曲，也在其政治进程和经济模式上留下了几笔涂鸦。 英国：“雾都”之害 英国是工业化竞赛的领跑者，受煤烟污染的影响也最大最久。按照学者雷仲鸣的估计，在十九世纪的100年内，英国人口仅仅增加了3倍，但煤炭消费量却猛增18倍，人均年消费量至世纪末已达到4吨。早在1860年，英国就以占世界总量2%的人口，产出和消费了全球煤炭总量的一半。世界意大利学者奇波拉甚至认为，工业革命实际上就是以不可替代的无生命能源为物质前提的。剑桥大学教授拉斯列特不无骄傲地指出，煤炭作为“无机经济”的核心，延续了英国在“有机经济”即柴薪时代的竞争优势。不过，在英伦三岛的人们纷纷为其人均煤炭消费量的世界最高纪录欢欣鼓舞的同时，他们也被同时期最为肮脏和危险的天空和大气笼罩。 英国作家狄更斯曾以忧郁的文笔，在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里描述过兰开夏郡的“焦炭城”。在他的眼里，“这个小镇到处都是机械与高耸的烟囱，它们永不停息地冒着黑烟，不断袅绕的烟雾有如幽幽阴魂，永远没有散去之日”。狄更斯对吐出大量烟尘的蒸汽机极度反感，将蒸汽机活塞单调地“上下移动”，形容为“精神陷入抑郁状态的大象头部”，尽管他同时也承认，以煤炭为能源的工厂的蒸汽机创造了“扩及全球的舒适生活”。 同时代的官员约翰·伊夫林也有类似的观感。他在《防烟》（Fumifugium）一书中忧心忡忡地写道：“煤烟用它那隐匿的邪恶之手，损害并威胁着建筑物……伦敦这座城市号称理性动物的聚居地、至高无上的君主宝座，其实更像埃特纳火山、火神的庭院、斯特龙博利火山岛，或者地狱的边缘”。1812年，泰晤士报（Times）报道说，“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没有人造光，即使在窗前也根本不可能看书或写字。午前时分，在大街上几乎看不清两米开外的行人”。在著名诗人拜伦的笔下，浓雾深锁下的伦敦，如同“众多教堂的塔尖透过它们的煤烟纱幕，悄悄窥视的一片荒野”。 煤烟造成的浓雾不但有伤于环境，而且对人身伤害极大。作家蒂莫西·诺斯发现，“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其实已将含有硫磺、散发着臭气的颗粒吸进了肺里，这些极具杀伤力的颗粒，足以使普通的喷嚏恶化成能使人中风的那种喷嚏”。1873年深冬，一场覆盖伦敦城内外80公里范围的大雾在伦敦盘桓10天之久，共造成270-700人死亡。此后的1880年和1892年，另外两场大雾先后降临，大约2000人左右因此丧生。由于浓雾天气长期留滞不去，儿童佝偻病的发病率也很高。 尽管“雾都”之害屡屡受到国民诟病，但英国政府始终未能在治污方面取得更大建树。直到“二战”前后，伦敦“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雾霭，还令客居英国的中国作家老舍感到难受。1952年底，更多的煤炭被投入到亟待重建和加热的英国经济熔炉里。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物在伦敦再次引发连续数日的浓雾天气。无论是正在这里举行的农牧业展览会上的参展动物，还是普通的伦敦市民，都出现了大量伤亡。据事后统计，伦敦地区共有4703 人死亡。随后两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以至于伦敦全城的公墓和棺材都因此用完。受毒雾影响，大批航班也被迫取消，汽车甚至在白天也需要打开大灯才敢上路。 美国：一个孤独地冒着煤烟的前哨 美国的工业化巨轮虽然是在大西洋对岸的码头上起航的，但其行驶的线路与英国并无不同。在伦敦辗转于浓雾的同时，美国不少城市也在同一条覆辙上跟了上来。 南北战争结束后，废奴运动和南北统一使美国经济转入快车道。在十九世纪末的短短四十年内，美国工业总产值迅速跃居世界第一，此后即势如破竹，很快就将欧洲传统工业强国抛于身后。1913年，美国在世界工业版图上已经占有38%的份额，超过英、德、法、日四国的总和。与工业化的高歌猛进相应的是，美国的能源构成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煤炭不但成为美国工业流水线的主要动力，而且也代替木材，被用作日常家居的主要燃料。按照学者格莱恩·伯特的统计，美国人仅仅花费了十九世纪后期的五十年时间，就将煤炭在能源构成中的比例从9.3%提升至71.4%，石油和天然气则从0增至5%。木材时代尽管仍未远去，但已逐渐沦为年长者在壁炉旁边的谈资。 匹兹堡是美国最早崛起的工业城市之一，北美第一场有记载的污染指控也来自这里。这个英国前首相威廉·皮特命名的城市与英国渊源很深，其工业构成也以英国式的燃料密集型企业为主。“因为当时美洲大陆一般还用木头供热，靠水提供运转机械所需的动力”，早期的匹兹堡被学者芭芭拉·弗里兹称为“一个孤独地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