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逆地理梯度效应、环发矛盾及工业排放局域配额制.docVIP

珠江流域:逆地理梯度效应、环发矛盾及工业排放局域配额制摘要 广东珠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逆地理梯度效应，上下游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状况严重。原因之一是上游山区遭遇工业化迟滞与边缘化困境，通过加速工业发展来摆脱“贫困恶性循环”是当地数千万人民的殷切企盼。但山区大规模推进工业化的努力与水系上游限制工业排放的环保要求直接矛盾。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兼顾发展与环保、效率与公平、能调动上下游双向积极性的制度安排或系统解决方案。该方案也许就是建立“珠江流域工业排放局域配额制”：通过一定区域内排放配额的分配和交易而让那些被迫放弃工业发展权的低环境承载力地区得到相应补偿。 关键词 环境地理；珠江流域；逆地理梯度发展效应；区域均衡发展；工业排放配额制 中图分类号 X22；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3-0195-06 2005年末，位于珠江干流北江上游的韶关冶炼厂因设备检修超标排放含镉废水而造成沿江水污染。联想到珠江水系接踵发生的一系列工业污染事件，人们不免思忖：在直接影响下游数千万人口生存、数万亿GDP产能的水系上游大规模发展工业适宜吗？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位于水系上游的较高海拔地区由于工业化进程迟滞而日益深陷西方发展经济学所谓的“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1］之中，通过加速工业发展来摆脱贫困是广东山区近4 000万同胞的殷切期盼。那么能否找到一条既能从源头有效保护 水源，又能让那些为履行这项义务而放弃部分工业发展权的山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双赢之路呢？ 尽管工业排放与环境容量、环境保护与均衡发展的矛盾从没像今天这样突出，但人类的相关探索却早已开始：剑桥学派的A马歇尔、A .C .庇古等人在20世纪早期提出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2～3］大约是涉及“环-发”关系的较早理论之一；基于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al cost)［4］则被看成工业排放权设计的又一理论渊源；生态学家G.哈丁从发生在Sahel地区无限度放牧的案例中辨认出的“共有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5］也被用来诠释自由排污问题；与今天的环境容量商品化思路有着直接联系的则是“环境财产权”(environmental property right)［6］理论。一些国家也已开始实行“产权+市场”的二氧化碳等排放权交易制度［7］。而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三次缔约国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则引入了清洁发展机制(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国际排放贸易(IET,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和联合履行机制(JI, Joint Implementa?tion)，实现了现代环保科技与市场机制的完美结合 ［8］。我国目前在工业排放上主要实行达标排放、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以及对工业发展受限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和政策，也有学者开始探讨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引入问题［9～10］。 上述进展和成果显示了人类对工业排放问题的极度关切与不懈探索，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然而：①与全球对气体排放的关切度及我国水资源环境面临的现实压力相比，液态工业排放研究尚显滞后；②涉及工业排放控制与区域均衡发展关系的研究似嫌不足；③系统性、实用性、可操作性解决方案的设计尚待加强。即使堪称制度安排杰作的《京都议定书》也由于涉及面广、协调不易、监控难度大、美国“作梗”(小布什政府拒绝批准)等原因而一度处于“休眠”状态，直到2005年才勉强生效，加上包括中、印、巴(西)等排放大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暂不履行减排义务，其实施前景仍然未卜，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的艰难绘就即为明证。而且该议定书还只是涉及到气态排放，控制工业液态等排放的全球性机制对人类来说尚无力顾及。 为此，本文基于环发和谐理念提出建立“珠江流域工业排放局域配额制”。其理论意义：尝试探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技与经济、效率与公平、“公权”与市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的环境保护之路，希冀对丰富当代地球科学、环境科学及应用经济学有所贡献。实践意义：寻求建立能调动上下游双向积极性、从源头有效保护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并兼顾区际均衡的环保新机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示范意义：广东从相对易行的单水系局域配额制开始试点，由此可为将来沿纵向(局域配额制→全域配额制→广域配额制→)、横向(液态→气态→固态→)逐步扩大应用面提供示范，以增强人类对实施京都议定书及加强整个地球环境保护的信心。 1 流域发展水平的逆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