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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集群行为调控中公安执法问题探究【摘 要】网络集群行为是集群行为的一种，因其自身构成又与普通的集群行为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对于这种行为的调控方式便与其他群体性行为不同，公安机关作为实施调控的主体之一，在执法的过程中自然也会面对许多不同的问题。文章以此为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希望对我国公安机关在对网络集群行为调控执法中提供可以借鉴的理论与方法。 【关键词】网络；集群行为；公安执法 一、网络集群行为的定义与特征 （一）网络集群行为的定义 18世纪末，佛里（A.Fouillie）与雷班（G.le Bon）观察法国大革命发现，各种人一起行动的行为有着不同于单个人时的特征和结果，由此，这种行为开始被称之为“Crowd behavior”（群众行为），后经麦孤独修改为“Group behavior”（团体行为）。1920年，罗伯特·帕克在《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提出“Collective mind”（集体心理）的概念。此后，将这种现象称为“Collective behavior”（集群行为、集合行为或集聚行为），并被学术界约定俗成地沿袭了下来。 帕克认为：“集群行为是在公共和集体冲动的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换句话说，那是社会互动的结果。”N.J.斯梅塞尔认为，集群行为是“在重新规定社会行为的信念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动员”。戴维·波普诺则指出，集群行为“是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而发生的行为。”伊恩·罗伯逊认为，集体行为是指许多人表现出来的相当带有自发性的和无一定结构的思考、感觉和行动的方式。 我们借鉴社会学对于集群行为的评述，将网络集群定义为：一定规模的网络群体，围绕特定的现实主题，在一定诱发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以意见的强化与汇聚、诉求的表达为表现形式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网民聚集。 （二）网络集群行为的特征 一般来说，网络集群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1.超时空性 在网络集群行为中，参与者的行动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社会身份的限制，网络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和情绪整合到同一时空进行互动。尽管网络事件的参与者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也没有在某一确定时间点下的固定物质场所中进行聚集，但由于互联网成为了参与者之间时刻存在的依托与载体，它将高度分散的参与者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类似行为汇聚成为网络集群行为。另外，由于缺乏姓名、年龄、性别等身份的核实，使得互联网拥有多个聚集个体，并能更加便利地为集群行为的发生提供场所与机会。只要拥有电脑和网络，就可以成为事件的参与者。 2.超功利性 传统的集群行为一般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聚在一起，由于共同的原因产生的群体性行为，个人的参与行为往往和其自身的利益相关。而网络集群行为突破了这一规律性，参与者的参与动机、参与行为和参与目标都与自身利益基本无关，具有超功利性。曾经轰动一时的“犀利哥”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犀利哥”事件伊始，网民的积极参与，纯粹是为了娱乐、恶搞以及对时尚和潮流的戏谑，并不涉及自身任何利益。后来，事件演变成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社会道德的呼吁。从参与者的参与行为与目标来看，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或争取更大的个人利益，而是以维护社会公共道德，建立社会秩序为目标。由于参与者之间没有利益瓜葛，加上网络中信息量庞大，很容易分散网民的精力、时间以及注意力，另外，由于网络集群行为参与者之间没有明晰的组织结构，使其缺乏内在的凝聚力，持续互动的时间也就难以长久，关注点与目标因而也容易发生转移。从参与动力来看，和伦理道德有关的内容及其所激发的道德情绪又比较容易成为网络集群行为的动力来源与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在道德情绪的激发之下，网民自由地宣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怒，进而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 3.成员关系松散 集群行为的参与具有自发性、偶然行，往往是在突发因素的激发下而产生的非连续与非常规互动的一种社会现象，自发性、偶然性以及无组织性的特征，意味着集群行为的参与者之间相互独立、人际互动简单、了解和掌握对方的信息比较少，其人际关系呈现为颗粒化状态。2011年引爆慈善危机的“郭美美”事件的参与者具有同样的特性。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相互之间以虚拟世界中的网名来称呼，基本隐匿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信息资料。同时，这一事件自始至终都没有明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事件的引爆虽然没有组织者，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却可以在没有被组织和明确分工的情况下，自觉地依据自身的优势进行工作，自发地形成较强的组织结构，建构起明确的内部分工体系。“郭美美新浪微博炫富”事件发生后，仅仅3天，其微博关注用户就达到19万余人。6月27日，其关注度达到高潮70万人。虽然随后郭美美在微博上删掉了炫富的照片，并从6月26日开始至7月5日连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