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朗老师访谈录-教坛耆英 师表风范.docVIP

胡朗老师访谈录:教坛耆英 师表风范胡朗，北京人，中学物理特级教师，全国劳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年级任教。 清华大学的前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如果用在中学教育上，恐怕也是同样适合的。一所中学是否优秀，不能仅看它的学生在高考中考了多少高分，还要看它的教师为国家社会做了多大的贡献。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公立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逾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名师，如林琴南、傅仲孙、石评梅、朱正威、王树声等。今天，在这支名师队伍中，全国知名物理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胡朗先生无疑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有幸采访了依然奋战在高三教学第一线的胡朗先生。 人生纪录 龙军(以下简称龙)：胡朗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来采访之前，我们就发现您有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生经历。您在上中学时曾得过北京市高中数学竞赛高二组的一等奖第一名，后来又如愿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成为人人羡慕的高材生，可毕业后为什么会成为一名煤矿工人?这个强烈的反差对您的人生究竟有什么影响? 胡朗(以下简称胡)：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曾有过许多美好的理想和追求，也有过实现美好理想的机遇。1962年，我参加了北京市首届中学生高中数学竞赛，获得了高二组一等奖第一名。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行的颁奖大会上，华罗庚教授亲自给我颁奖，还和我们一起亲切座谈。那时，17岁的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也要当一名像华教授那样的数学家。 1963年我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然而十年浩劫将我的理想化为泡影!1968年我大学毕业。和所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大学生一样，我们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到基层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到山西省盂县东坪煤矿当采煤工。当时我也曾为此叹息；为什么命运总是在紧要关头跟我作对?我抱着“不服气”的情绪走上了工作岗位。在煤矿，工人师傅看我身单力薄，不让我干重活，我偏要干。队长让我一人顶半个班，我偏要顶全班。那时是手工采煤，我们装载工的任务是把采下的煤用铁锨装到矿车里去，当时规定每人每个班要装满16车，每车1吨。一个月后，我的装车速度就超过了一般工人。我的这股苦干精神受到了工人师傅的赞扬。我也被工人们的乐观、热情、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所感染，心情也愉快起来。这段经历既是我人生中重要阅历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我的精神财富。它时刻激励我：人活得是否有意义，并不在于你的工作岗位，而在于你是否能脚踏实地，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后来我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在工作中同样遇到各种各样难以预计的困难，但有了刻苦实干的精神和淡泊名利的心态，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成长之路 龙：据说您刚刚走上高中教师工作岗位，就同时教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程。这在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您当时是如何协调好这三门功课的教学，最终还取得突出成绩的呢? 胡：从1970年底到1977年底，我先后在山西盂县的仙人联校、东庄头联校、仙人中学当教师，教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当时中国广大的农村太落后了，太缺乏合格的教师了。我这个大学生在学校里就成了“万金油”，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抹。1972年初，我被调到盂县东庄头联校工作。那时各乡都刚刚成立起高中，高中教师奇缺。我去了以后，校长对我说：“现在八、九年级(当时实行九年制教育，八、九年级是高中)的理科课程，原来只有一位老师勉强可以教八年级的化学，其他课程都没人能带。把你调来，就是希望你能把这两个年级数学、物理和九年级的化学都带起来，你看行吗?”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五个课头，每周30多节课的工作量，对刚参加教育工作两年的青年教师来说，真是个挑战。当时没有一本教学参考书，全凭一本教材和自己读高中时的底子，每天备课到深夜。有人说，一样在学校当老师，有的人只带一个课头，一周才10节课，挣的工资还比你高，你干嘛要这么拼命呀?我觉得人的本事都是逼出来的。有了工作压力，就会逼着你抓紧时间学习。工作任务越重，学到的东西越多。这对年轻人有什么不好呢?我在教这三门课的同时，也等于将中学理科的所有教学内容都熟悉了一遍，这对我提高单科教学质量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好处。后来县教育局的领导来学校检查工作，发现这里的高中教学搞得特别好，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他们没有想到在盂县最偏远的山区，竟然会有这么好的教学成绩，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整个高中的数理化，几乎只有一个年轻老师在教!我的工作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龙：您在大学毕竟是专修数学专业的，应该说教数学更得心应手，后来为什么会成了一名物理特级教师呢? 胡：数学专业的确是我自己熟悉和热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