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竞技体育争议程序法治.doc

论竞技体育争议程序法治摘要：自治是行业自律的表征，开放是国家法治的需要。自治性与开放性使体育解纷程序表现出内、外两种形态。内部救济程序在结构和形式上的天然缺陷必须通过外部程序进行法治矫正而不能自我封闭，体育行业应当步出行业自治以接近正义，这是行业法治的必然要求。必须在行业自治与程序法治之间确立一个合理界限，并以“穷尽内部救济原则”作为衔接行业自治与外部程序的技术性规则。 关键词：竞技体育；救济程序；法治；行业自治；接近正义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11-05 自治是行业自律的表征，开放则是国家法治的需要。任何行业总是天然地倾向于自治，其原因有二：一是行业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行业自身的特质需要行业团体提出契合自身发展规律的治理措施，而行业外人士对此难以有深刻的认知；二是垄断利益的存在。竞争前提是存在独立自由的多元主体，而行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导致竞争主体的单一，从而带来行业垄断。国际单项体育运动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下称IFs）或类似机构具备有利的自治条件，它们以某项运动项目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纵横联合，并在其管理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性，特征之一即是试图垄断内部纠纷的管辖权，使纠纷解决程序出现内部封闭的趋势。但国家法治精神允许任何人持有接近正义的希望，这就迫使IFs等行业团体必得突破行业自治的局限［1］，提升治理方式的法治水平。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则体现为一个外化的进程，此即接近正义之征程。 1 行业自治：内部救济机制 体育组织为自治成为一个有序的团体，增强自身的凝聚力量，都必然在其章程或类似的纪律性文件中设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对违规行为给予处罚，并由此对不服处罚者设计出一系列的程序机制进行救济。此类救济程序依靠行业的集体力量予以实施，使纠纷经“内部处理”后复归于和谐的秩序。相比于外部救济程序而言，内部救济机制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1.1 推定管辖 各体育协会对内部纠纷行使管辖权的根据是其章程性文件中的管辖条款，该管辖权条款本质上是一个类似于悬赏广告的开放性要约，通常无须当事人签署。实践中以两种方式作为判断相关人员接受该开放要约的承诺：一是当事人作为某一体育协会成员的身份就足以反向推定他已经接受这一管辖权条款。这是体育协会行使管辖权的主要依据。二是当事人参与某体育协会主办的赛事活动之事实可作为它行使管辖权的正当根据。这是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下称CAS）奥运会特设分庭取得管辖权的主要方式。依《奥林匹克章程》第74条的规定，任何产生于或关联于奥运会的争议只能提交给CAS依据《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进行仲裁。CAS仲裁庭在悉尼奥运会期间仲裁Baumann vs. 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下称IAAF）案件时指出：“IAAF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应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之规定就与奥运会相关的争议接受CAS仲裁管辖。”［2］国内有学者也持相同观点认为，CAS管辖权的取得是基于IFs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及参与奥运会的原因，据此应认为它们已经接受了《奥林匹克章程》中的仲裁条款［3］。在其后仲裁的Melinte案件中，仲裁庭以相同的理由确认了自身的管辖权。基于参赛事实构成某一体育协会的临时成员，并当然地受制于该协会的内部救济程序规则的约束，CAS奥运会特设分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本庭一直认为，根据奥运会章程74条规定，由于各IF隶属于奥运会的整体框架，本庭对它们拥有管辖权。也就是说，作为国际运动协会参与奥运会的必然结果就是，该协会接受了奥运会章程中规定的CAS仲裁条款。这一立场为奥运会章程29条进一步证实，该条规定，协会的地位、实践与活动必须遵守奥运会章程。”［4］ 在另一个类似的案件中，FEI认定N的马匹尿样含有违禁物质，决定进行处罚，N向法院起诉。FEI以其章程中的仲裁条款为由进行管辖抗辩。N则答辩认为，他与FEI并没有直接的组织隶属关系，并不是FEI的成员，他原则上并不受FEI章程中仲裁条款的拘束。法官认为：如果原告没有接受仲裁协议，他就无参赛资格，因此也不能够参加FEI举办的马术比赛。法官据此参赛事实支持了FEI的主张，推定N接受了FEI章程中的仲裁条款。［5］ 1.2 多级处理 大多数IFs在其章程中设定了多级处理机制。这些IFs内部救济程序涉及的机构包括处罚机构和申诉机构，处罚机构一般是体育协会内部纪律或执行委员会，而申诉机构通常是体育协会内部上诉委员会或上诉庭，纪律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罚，上诉委员会则主持复审程序。在国际足球协会（Inter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