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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兰#8226;巴特对西方人文科学批判摘要：罗兰 关键词：罗兰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8722;0020#8722;06 从1956年9月为《神话集》撰写长篇后记《今日神话》到1967年初出版《时装体系》，在这十年间，罗兰“自然性”“客观性”“科学性”的本质属性，通过建构一个个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的理论体系，对“作为整体”的人类世界提供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模式。在这之后，巴特称对这种科学符号学进行了修正：首先，巴特不再相信符号学的科学性，而且也不期待符号学会是一种简单的科学，一种实证科学。其首要理由是符号学，也许今天一切人文科学中只有符号学，要去质问它自身的话语。换言之，科学并不承认安全区域的存在，它必须认定自己仅是一种写作；其次，巴特认为符号学必须攻击西方整个文明的象征系统和语义学系统，必须超越西方封闭区，设法裂解意义系统本身。[1](6#8722;7)因而，巴特希望产生一门想象的科学。在《罗兰 总是想到尼采，我们因为缺少灵活性而是科学家。――相反，我却借助于一种空想在想象一种戏剧性的和灵活的科学，这种科学向着滑稽地推翻亚里士多德命题的方面发展，而且他至少在刹那间敢于想到这一命题：只有区别，才有科学。[2](141) 为什么科学就不能具有产生幻想的权利呢？?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幸运的获得这种权利)难道科学就不能变成虚构的吗？虚构属于一种新的智力艺术?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在《时装系统》中就是这样定义的)。我们用这些智力事物既组成理论，同时也进行斗争和享受快乐；像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那样，我们使认知对象和论述对象不再服从于真实要求，而是服从于一种有关效果的思想。[2](60) 巴特为何要质疑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幻想的科学又如何产生呢？ 一、人文科学的历史是元语言的 一个历时面 在《符号学原理》中，巴特区分了符号学的两种情况。我们把第一系统即自然语言记号系统的三个组成部分，用ERC来表示，E表示能指，C表示所指： 第一种情况是：第一性系统(ERC)成为第二性系统的表达方面或能指。 第二性系统：ERC 第一性系统：? ERC 或表示为：(ERC)RC 这是涵指符号学。 第二种情况是：第一性系统ERC不是第二性系统的能指：而是它的所指(内容方面)， 第二性系统：ER C ? 第一性系统ERC 也可以表示为：ER(ERC)。 这是元语言。[3](69) 涵指符号学的所指“同文化、知识、历史密切交流，可以说正是因此外在世界才渗入记号系统”，因而“它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涵指的能指则是第一系统整体所形成的修辞形式，因而修辞学是其能指形式。元语言符号学则是一种“操作程序，它操控着第一系统(所指)。进一步，罗兰1。 在《神话学》《流行体系》《符号帝国》等著作中，罗兰“双排扣西装”在第一系统中意指真实世界中的一种服装，它有自己的实在功能、特点等，那么，时装杂志中对“双排扣西装”的介绍就进入到第二系统。在第二系统中，杂志语言表述的是“双排扣西装”这一概念，它并不意指真实世界中某一件具体的服装。“双排扣西装”在此被抽象化为一个概念，成为杂志语言表述的“对象”(所指)，从而与真实的服装脱离开来。杂志语言就成了元语言。杂志语言整体又可能作为一个符号，成为第三系统的修辞学能指。因为杂志语言在表述这一“对象”时带有自己的情绪、偏好等修辞色彩，所以，它可能又意指其他的内容，比如流行。这构成第三系统的涵指。流行的涵指反过来又引导第一系统(真实世界)的消费，因此，涵指的所指具有意识形态功能。[4](44) 巴特在写完《流行体系》这本书后，在前言中称说这本书一出版就已经“过时”了，而且后来还不断地表示它在他自己眼中“失宠”。巴特说这只是一个“科学梦”，提议“谢绝体系”。因为巴特意识到《流行体系》谈的服装只是“写出来的”衣服。它处理流行时，也没有把它当作实践中的社会现象，而只是去分析时装杂志中的流行论述。为了绕过和对象直接面对时所遭遇的困境，巴特透过谈论对象的论述来建构分析对象。这让他意识到：言辞论述不只代表着真实，它也宿命地参与其意义构成。他激进地表达为：“人的语言不只是意义的模范，而且还是它的基础。”由此，巴特推演出两个关系重大的结论：第一，逆转索绪尔的主张(语言学是符号学中的一支)：“因此我们也许应该逆转索绪尔的说法，主张符号学只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如此，语言学不只是符号学的模范，反而是符号学的分析对象被圈定在言辞论述之中。第二，语言并不只是一个前置符码的再现体系；它在真实世界的意义建构过程中，扮演了构成者的角色。对于这样的过程，书写的流行便成为既必要又充分的分析对象：“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