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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批评主体性问题修辞阐释摘要：话语批评强调对批评实践自身的批评。对话语批评的理论前提进行反思也是批评的要义。如果从其理论基础出发，则发现话语批评最为倚重的理论家Foucault、Bourdieu和Habermas分别阐说的话语权力主体观、习性主体观和交往行动主体观不能对批评何以可能的问题作出充分的解释，并导致话语伦理责任无法界定等问题的出现。Perelman等修辞论辩学家所阐述的秉持人文主义思想的修辞行动主体观，则可以弥补这些缺憾。 关键词：修辞；论辩；Perelman；话语批评；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8722;0194#8722;06 一、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DA)和批评语言学(CL)都以揭示人类象征实践中的言辞互动规律和机构话语权力运作为目标。为简单起见，我们以话语批评指称二者。话语批评强调批评的反思性或对批评实践自身的批评。对话语批评的理论前提进行反思也是批评的要义。作为话语批评最为倚重的当代理论家[1]，Foucault、Bourdieu和Habermas对主体有着不同的见解。这些 不同的主体观没有或未能就批评何以可能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阐释，并导致话语伦理责任无法界定等问题的出现。Fairclough虽然有相当的篇幅梳理探讨Foucault的话语权力观，但随后的批评分析专注于揭示不同机构权力的运作过程而并未触及权力的动 源[2]。Foucault权力观最突出的问题是：既然权力无处不在，有意识的批评何以能突破权力之网？批评实践自身的反思何以可能？Pennycook则只将Foucault与Habermas的理论进行关联，指出前者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与后者的现代主义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以示CDA之不足[3](84)。田海龙在批判系统功能语言理论语境决定论的基础之上指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于人的策略和批评能动性的解放[4](132#8722;134)。然而，“后现代主义”显得过于宽泛笼统。甚而有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Foucault、Bourdieu等对主体性都持消极的态度。相对与此，当代西方修辞论辩理论家如Perelman、Burke则秉持人文主义思想，对话语或批评主体的能动性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所阐说的修辞行动主体观，能够对批评主体性问题作出充分解释。 二、Foucault的话语权力主体 Foucault的话语主要指称能够生产特定的言说、概念、效果的规约性实践或未言明的规则与结构。人们可以通过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存在着的某些观点、行动方式、各种符号集成体(如建筑、文本、仪式)和由此而生的效果等不同话语显现的场所而感知到某一话语结构的存在。Mills认为话语的效果源自权力、知识等因素[5](54, 17#8722;8)。在Foucault看来，权力不是一个实 体，不是可以占有的物，而是“或多或少有组织的、层级性的、互相协动的关系簇”[6](198)。它无处不在：行使自无数的点，弥漫于整个复杂的社会网络，因而也必然例示在各种象征形态之中。他还指出，权力关系首先是生产性的。压制完全不足以充分分析权力机制和效果，禁令、拒绝等只是极端的而非根本的权力形式。权力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恰恰在于它不仅仅只是通过说“不”作用于我们，而还在于它能够“制造事物，诱发愉悦，形成知识，生产话语”[6](92#8722;95)。 然而，Foucault的生产性权力观并不意味着积极主体的存在。他指出，“个体不应被视为维系权力的某种基本的原子核。……事实上，在某些身体、手势、言辞、欲望被识别为和归属于个体之时，个体已然是权力的首要效果之一”[7](98)。将主体视作权力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便宣告了主体的死亡。对于Foucault而 言，重要的不是“谁行使了权力”和“为什么(行使权力)”，而是“权力如何运作”。在将主体撇置一边的同时，Foucault专注于他认为很重要的形构主体性的那个过程[5](34)。 Foucault认为，正是权力的规训生产出了现代意义的主体。他相信权力的施行和学科知识的传递始自对身体的纳入、控制与塑造。规训因而即是“与身体相关的艺术”[8](137#8722;138)。它意在通过不同的空间技术、时间技术、身体技术的组合，最终增加每一肢体动作的效率和不同动作的协调性。边沁的“圆形监狱”典型地呈现了规训式话语权力的运作。“圆形监狱”是一种全景敞视的环行建筑，中心设有一座了望塔，上面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行建筑。整个环行建筑又由许多小囚室构成。每个囚室的窗户和照明设计足以保证中心了望塔上的人可以监视所有囚室里的犯人，而犯人却看不到塔中人。这种无时不在的可视性及其所意味的脆弱性有利于犯人的自我约束与控制。不同的空间布局和由此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