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国民性批判_的发生_转向与重启.pdfVIP

“国民性批判”的发生、转向与重启 李建军 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深刻地分析了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开启了对处于“不成熟状态”的国民性的 反思和批判，确立了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立人”的文化改革路向。随后，由于抗敌图存和革命斗争的需要，“救亡”运 动和社会动员改变了“启蒙”的方向，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写作模式和文化建设模式。“新时期”的“寻根文学”叙事， 虽然也涉及到了国民性的主题，但却显示了与“五四”一代完全不同的价值态度和文化立场，不仅缺乏分析和批判的 自觉，而且还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的回护甚至欣赏的消极倾向。进入“新世纪”，在多元主义、自我主义 和消费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如何重启“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性写作，如何选择新的写作路向，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而亟待 回答的问题。 一、发生：“国民性”的提出与启蒙者的批判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性格一样，每一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性格。表面上 看，生活于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体的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但是，在个人不同的个性 风貌和生活表象背后，人们还是会发现一些共同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正是由这 些相似和共同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国民性。国民性显示着一个民族在道德、政治 和文化等方面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在所有影响国民性形成的因素里，文化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而在整个文化体系 里，伦理道德文化的影响力又是最大的，正像殷海光所说的那样：“伦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价 值，伦理道德的价值是其他文化价值的总裁官，也是文化价值的中心堡垒。如果一个文化的伦 理道德价值解体了，那么这个文化便有解体之虞。所以，谈挽救文化的人，常从挽救伦理道德 ① 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也是一种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文化，而其中 15 文艺研究2009 年第10 期 最严重的缺陷，不在别处，恰在某些“国粹主义者”引以为傲的“伦理道德”上。中国传统文化讲 求仁义礼智信，提倡温良恭俭让，显得文质彬彬、温情脉脉，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宽容和 民主精神的文化，是一种压抑人性、限制自由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缺乏对 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缺乏平等意识和契约意识，结果，总是把个人对家庭和国家的义务， ② 转化为奴役和束缚；它以“三纲五常”为骨干，以家族伦理为基础，建构了“差序格局”性质的 压抑型的伦理规范。 千百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少受到彻底的质疑和批判。进入20世纪， 以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具有世界视野的新知识分子，根据自己对中国现实的认真研 究，通过与世界别国文明的比较，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文化性，发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的不道德性，发现了中国人国民性的严重缺陷。其中，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最为深刻。他 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时候，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世纪三问”：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正像许寿裳所说的那样，成了鲁迅“毕生孜孜不懈”的事业，他 ③ “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在鲁迅看来，中国自 19世纪中叶以来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和落后，其根本症结在于我们的 伦理道德文化和国民性出了问题：“国民性的缺点，乃是中国危机的核心问题。他的这种看法 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