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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理论预设：国家、权力及公共政策 　关键词: 国家/权力/管理/决策/公共政策 内容提要: 刑事政策作为刑事法界域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当下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作为刑事政策理论预设和逻辑前提的国家、权力、管理、决策、公共政策等范畴进行研究，从而将刑事政策本身置于一个深广的人文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有助于提升刑事政策相关研究的理论品位，并充分释放其实践效能。 从发生学与存在学的意义上讲，刑事政策绝非一个孤立范畴，其不能脱逸作为其理论预设和存在根据的其他一些重要范畴而独立存在、演化，比如国家、社会、权力、决策、政策、公共政策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刑事政策的产生，并影响其存立形式与发展变化。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刑事政策的前提性范畴和背景性因素深入研究，通过超然于刑事政策之上、之外来审视这一当下的热门话题，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人文社会背景中来加以观测、解析，从而提升刑事政策相关研究的理论品位，并充分释放其实践效能。 一、国家与社会：刑事政策的时代背景 毫无疑问，社会与国家都是特定历史时段人类共同体的组织形式，那么，何谓社会，何谓国家，二者之间的界限何在？根据前南斯拉夫学者米拉·马尔科维奇的观点，社会是人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两个基本领域组成的。上层建筑可大体分为社会的社会——政治组织(包括社会生活的各种形式，如国家、法律机构、政治组织等)和社会意识(包括法律——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的高级形式，如宗教、道德、哲学、科学和艺术)[1]。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现象，是社会分裂为对抗性阶级的必然结果。为防止阶级对抗危及社会及其全体成员的生存，便产生了作为各种强制性手段集合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优势阶级借助国家和对强制手段的垄断，行使阶级统治和管理社会的职能。虽然国家也承担一些并不必然反映国家的阶级属性的职能，也不完全否定包括被统治阶级利益在内的某些普遍的社会利益，但其终极目的仍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能够促成这一利益的社会关系。马氏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与国家的本质和表现形式，但必须指出，社会的上层建筑并不必然包括国家，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国家乃阶级社会的产物，而社会是可以先于国家和阶级而存在的。准确地说，社会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它包括一切经济的、文化的、交往的规则、制度和机制。在步入阶级社会之后，国家层面的制度、组织结构和法律体系与原有的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相互整合。从总体上说，阶级社会包括两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系统，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者之间以多样化的形式进行互动[2]。 社会与国家成为人类存续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进化与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究其实质，乃是因为社会和国家能够为人类共同体输送维持其存在和发展的必需产品——秩序，其重要性对于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任何时代，众多拥有不同个体特征和不同利益需求的人聚合在一起，将大大增加环境的复杂性与相互行为的不可预期性。与此同时，人类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认知与掌控能力均为一种有限理性，从而必然产生对制度、规则的强烈需求，将其作为个体与群体行动的尺度，以降低环境偶然性和相互行为的不可预期性，形成一种共同体的有序状态。 在原始社会，人类智性蒙昧，生产力低下，为抵抗自然灾害的袭扰并获取充足的食物，原始人类在血缘连带的基础上自发形成各种大大小小的生活群体，如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等，并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第一个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原始社会阶段的人类共同体一般规模较小，成员关系相对单纯，但并不意味着成员个体之间没有矛盾、争斗。为了避免无序、混乱妨碍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人类共同体内部逐渐形成了能够满足其秩序需求的习惯、禁忌、原始宗教等规则系统。当然，这一过程主要呈现为一种自然生发的状态，是在长期的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人类作为主体有意识的能动创制的色彩比较淡薄。及至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类实践能力的提升与活动领域的拓展，原始人群数量大幅增长，出现了剩余产品。上述因素深刻改变了原始社会的基本面貌：原始人群自然自发的组织状态趋于崩解，各原始人群呈融合扩张的态势，以血缘为标准的共同体划分标准被地域所取代，占据剩余产品的氏族成员逐渐分化形成剥削阶级雏形，初生阶级之间的对抗开始产生，由此引发大量失序、失范的行为，而原有的规则系统已无法为变革社会提供充分有力的秩序支持，人类社会向何处去就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而国家——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了。那么，国家的出现究竟给人类共同体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调节共同体内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