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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中人治现象之克服及法人治理机制目标实现 　中国编辑。 　　一、国企改革中的人治现象与改革目标的差距 　中国编辑。公司法》延续《民法通则》、《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公司代表的法定制、单一制及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作法。依该法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5条第4款、第113条第2款。）。 若从公司法对董事长职权的规定上看，董事长只有主持、召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议、监督股东会议实施情况的权力，但无论是公司法关于董事会、经理的制度设计还是在实际运作中，董事长仍然是公司中的“家长”，行使着比传统“一长制”下厂长（经理）更大的权力，主要表现在：（1 ）继受《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强化厂长（经理）职权的作法，公司法对经理职权的规定采用法定主义（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0条、第119条。 ）且涵盖了经营管理的内容。经理的法定权力过大必然架空董事会权力。（2）我国公司法在规范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时， 规定“经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同意，董事会成员可以兼任经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9条。）、“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20条。）； 在规范有限责任公司时亦未有董事长兼任经理的禁止性规定。现实中董事长兼任经理“一肩挑”的普遍作法否定了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忽视了两者在任职程序及地位上的重大差别，使生产决策权与经管管理权、对外代表权再次集中于一人。（3 ）董事会内部成员之间的制约机制弱化。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可设副董事长一至两人”、“副董事长辅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代行其职权”。（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13 条、第114条。）从公司法条文看， 其他董事似乎仅有得到会议通知和参加会议进行表决的权利。公司法所表征的其他董事的被动性和非独立性显示出其他董事行使职权缺乏法定程序的保障，董事长较其他董事而言更加“大权在握”了。（4）我国公司立法对董事任职资格、 董事义务和责任的规定显得粗糙和欠缺，无以强化董事对公司和股东的法律义务。公司法缺少对董事善管义务的规定，对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定则显得模糊不清。（注：如《公司法》在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定中，对董事自我交易的批准程序规定得模糊不清。《公司法》第61条第2款“董事、 经理除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而没有严格规定利害关系董事的披露义务和股东表决上的“排除利害关系股东影响”的规定，不足以保证这种自我交易的公正性。）（5 ）公司法虽然对董事违反职权和义务的某些行为作出了“责令退还”、“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取消担保”和“承担赔偿责任”的处罚措施，但未对如何追究刑事责任和如何落实处罚措施作出规定。事实上使董事的各种违法和违规行为处于一种实际上无法追究的状态。许多经营无方的董事或经理在企业关闭或停产后，仍能易地为官者并不鲜见，很少有对企业和投资者承担责任。更不用说，经营者滥用职权、谋取一己之私而不被依法追究责任的现象。对“穷庙”里走出的“富方丈”不痛不痒，轻描淡写的处理无疑又加重了“穷庙富方丈”现象。 　中国编辑。功的初期就埋下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疾患。一旦遇到市场变化，各种问题又暴露成堆，在遵纪守法、管理科学上禁得起推敲的国有企业，可谓凤毛麟角。这样，昨天还是吃咤风云的企业家，今天却成为道德败坏的阶下囚就不足为怪。于志安、褚时健、陈维润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本身说明了“能人政策”的误导性，它夸大了企业家的作用，混淆了企业家的标准，掩盖了企业家与科学民主管理及有效监督的关系，对国企改革中的“人治”现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编辑。都要硬”。首先，在政府政策和舆论导向上，应否定“能人治厂”的观念，对“能人”即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位置应予以客观的评价，既要认识到企业家是公司走向成功彼岸的“船长”，又要认识到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家施展才干的舞台、公司稳步发展的保障。在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中，既要赋予企业家一定的经营管理权，使其主观能动性得以充分发挥，又应使其接受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与约束，从而恪尽职守，发挥才干，为企业创造财富。其次，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而非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家的经营业绩予以正确的评估，形成客观的考核标准，既不应忽视其应有的成绩，也不应锦上添花。再次，当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时，不应简单地归责于企业家个人，应分清责任，客观对待。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