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政治”与中国的战略抉择.docVIP

　　“碳政治”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碳政治”的科学建构 在“碳政治”的博弈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世界主义”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实际利益。 尽管早在19世纪末，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尔赫尼斯(Svante Arrhenius)就提出温室效应概念，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国科学家仍很少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1972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虽然提出气候变化问题，但并没有引起科学家的关注。然而，恰恰是欧洲环境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全球气候成为政治辩论的话题，才推动了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1988年，在欧洲人推动下，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同年召开的多伦多会议上，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科学辩论演变为国际政治辩论的一部分。紧接其后的1990年，欧共体代表在“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部长级会议”中首次提出保护大气层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张，并提出立即开始“气候变化公约”谈判的主张，从而拉开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序幕。在这个过程中，IPCC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1990年，IPCC第一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确认了对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直接推动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政府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5年，IPCC第二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直接推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2001年7月，IPCC第三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直接推动马拉喀什会议的成功。2007年12月，IPCC第四次发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之后，欧盟、澳大利亚、瑞士等发达国家强调各国应基于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来安排2012年之后全球减排的国际谈判。 需要注意的是，IPCC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而是一个有科学家参与的政治机构，其目标不是探索地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而是对相关科学知识进行综合并作出政治评估，即评价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同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碳政治”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尽管实力政治很重要，比如美国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但这种实力必须通过科学话语和法律规则来玩，否则就要承担道德风险，而道德风险最终会转化为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在“碳政治”的问题上，不同于传统的“南北问题”，世界不是划分为两大阵营，而是形成三大阵营。第一阵营就是欧盟；第二阵营是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被称为“伞形”国家集团；第三阵营乃发展中国家，通常为77国集团加中国。此外还有小岛国联盟、石油输出国组织等。但这些阵营从来都是不稳定的，比如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时代曾经把环保组织看作是英国的敌人，但后来英国积极投入到环境政治中，目前已经和德国一样，成为“碳政治”的领导者。而目前美国也改变了其立场，试图成为“碳政治”的领导者。 在这些“碳政治”的博弈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世界主义”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实际利益。比如小岛国就担心被淹没的亡国危险，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担心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影响全球石油价格。而欧盟国家之所以极力推动“碳政治”不仅仅是由于政治理念，也与其现实的利益有关。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在新能源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比较之下，美国在传统的军工、航天和信息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然而，美国掌握的先进技术在全球贸易中依靠FFanwEN.)：环保论文 收集或原创 1992年各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首要目标，在于通过协商谈判将一个科学理念转化为政治共识，即人类活动引起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导致了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在此基础上，公约形成了另外两个基本共识：其一，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的最大部分源于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所占的份额将会逐渐增加；其二，解决该问题的原则是公平原则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这些共识基础上，公约要求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减排，而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这种宣言性的国际公约并没有确立任何明确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关系，从而被人们看作是“软法”，但是各国一旦纳入到这种“软法”设定的协商机制，“软法”就很容易变成“硬法”。《京都议定书》就把《公约》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关系：其一，明确列举了各发达国家（即“附件一缔约方国家”）在第一期承诺的具体减排量和时间表；其二，明确了温室气体的种类为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六种气体，而其他五种气体最后也以二氧化碳为标准来计算。这就是“碳排放”和“碳政治”这些概念的。 这两条法律实际上明确界定了“碳排放权”，即每个国家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权利。《京都议定书》实际上明确了两种国家：一种就是享有完全“碳排放权”的发展中国家；另一种就是在国际条约规定限度内享有“碳排放权”的发达国家，或称